淮河流域开始成为水旱重灾区，是由黄河经常决口向南泛滥造成的。由于我们的先民在开发黄河流域的过程中，未能很好保护其生态环境，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使黄河最终成了一条“悬河”，极易在雨季决口泛滥危害两岸的广大地区。1194年（金明昌宗五年）黄河侵夺淮河河道入海及此后对淮河流域生态多方面的破坏，致使淮河流域开始成为全国水旱灾害的频发地区。明中叶后，黄河夺淮河中游河道入海，更加剧了淮河流域的水旱灾害。黄河入海河道南迁后，便与淮河发达的水系紧邻。这样，每当黄河决口南泛，黄水便借淮河发达的水系侵入和为害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为害的程度是极其惨重的。淮北地区有首民谣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点，民谣说：“咸丰坐殿（按：指1852年）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著。”更为重要的是，黄河南泛还对淮河流域的自然生态造成了持久严重的破坏。首先，淮河流域的降水多集中在夏秋两季，淮河入海河道被黄河侵占后，形成“黄强淮弱”的形势，使淮河干流在雨季无法正常排泄来势凶猛的洪水，这是形成淮河水患的基本原因。其次，黄河南泛挟带的大量泥沙使淮河的干支流和湖塘泽陂被淤塞，削弱了淮河水系天然调节雨水以抵御水旱灾害的功能。结果，使得该地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再者，经常性的黄泛及淮河本身频繁的水旱灾害，还使当地的土壤生态恶化，形成大面积低产的盐碱地和砂礓地。因此，即使没有自然灾害，该地的农业收成也很低。张珊的《捻军史研究》说，据涡阳县张老家的老人回忆：“在解放前，即便是丰收年头，每亩小麦也只收140斤-150斤；一般不受灾害的年头，只收100斤左右；遇到一般的灾害年头，只能收几十斤或一、二十斤；稍遇大灾就颗粒无收。”

　　然而，生态破坏导致的自然灾害并非不可治理。元明清时期，每当统治者注意和加强治理和开发时，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便能得到治理，经济也能获得发展。据张秉伦《淮河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一书收载的1300年-1849年间长江和淮河流域的旱涝统计数据看，在1300年-1499年的200年间，长江流域受灾的年份是94年，而淮河流域只有87年。而从1500年-1849年的250年间，长江流域只有74年，淮河流域则高达140年，几乎是长江流域的1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元代统治者重视对淮河流域的治理和开发，视之为朝廷财赋的重要基地；而明中前期，统治者为振兴淮河流域这一龙兴之地，也采取了大兴水利等一系列发展淮河流域生产的措施。但是，明中叶以后，因黄河夺淮河中游入海，为保证运河的安全通畅，统治者采取了消极的“抑河夺淮保运”策略，任由黄河南泛淮河地区，从而导致了淮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衰退。即便如此，也不是说就不治理淮河。清代是淮河水旱灾害最严重的时期，然而，具体到康熙和乾隆中前期，由于重视对黄河和淮河水利治理，因此成绩显著。尤其1677年-1688年河道总督靳辅治河，使“河以安者五十年”，淮河流域也得以安宁，靳辅治理淮河亦“治绩昭著”，继任张鹏翮则“能绍述靳辅之业，其治绩有足称者”。至清中叶以后，淮河流域持续、普遍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该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整个地区呈现出一片凋蔽、破落、荒凉的景象。

　　综观淮河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的形成发展，可以发现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其重要成因。然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如能积极和正确发挥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能够抵御或减轻自然灾害为害的程度。而一旦天灾与人祸交相为害，那么，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便会走向衰败，并引发社会矛盾的激化，严重的则会导致全面的社会危机，从根本上破坏该地区社会长期的发展进程。徐国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