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具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其特点是：其一，地势平缓，河流纵横密布，水陆交通便利；其二，地处全国中心，西界汉水流域，东接海上航道，南北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毗连，成为全国交通的中心。历代治淮，都注意交通开发，视为综合治淮，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

　　早在原始社会，活动在淮河流域的“伏羲氏始乘桴”，接着，“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这是早期的传说，显示了淮河流域的先民在交通方面先人一步，从而带来了淮河流域历史文明的绚丽曙光。

　　夏商周时期，淮河流域的交通出现新的篇章。大禹父子跑遍淮河上下，治理水害，开发淮河流域的交通，为大会“诸侯於涂山（今安徽怀远境）”提供了交通条件。据说大禹的涂山盛会，从四面八方聚会“执玉帛者万国”。无疑促进了社会发展。商王朝兴起于淮河流域，开发了殷、商和洛阳、商丘、曹邑的干线，一纵一横，密切了该流域方国部落之间的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往，淮河流域的商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周王朝，特别是春秋时期，淮河流域地处晋、楚、吴、齐等大国之间，各大国之间的交往、交流、战争，促使淮河流域交通也得到较快的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已开始挖掘人工运河。据《水经·济水注》记载，淮河流域的徐国，“欲舟行上国”，乃开凿了“沟通陈蔡”的运河，这是历史上最早人工开挖的运河。接着，鸿沟水系也得到开发，这是春秋时期水路交通开发的飞跃。公元前486年，吴国自邗城（江苏扬州）开通了沟通江淮的邗沟运河，率师溯淮泗北上，与鲁、晋对话。公元前483年，吴国再次挥师渡淮，在泗水与黄河支流济水之间“阙为深沟”，沟通了泗水与济水。次年，夫差亲率大军入淮，泗，荷，济，顺水道直达黄河之畔的黄池（河南封丘），与晋定公举行著名的黄池之会。这条运河，不仅加强了吴楚与中原文明强国的充分交流，而且为后来淮河流域开凿人工运河、发展交通事业，开发了新的思维和理念。

　　秦汉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广修驰马大道，著名的“秦楚大道”穿过淮西，成为南北陆路大动脉。黄淮之间的鸿沟水系得到进一步疏浚，形成汴渠运河水系，促进了淮河流域和全国的社会发展。东汉时期，洛阳成了全国政治中心，这时期的历史记载说“东方之漕全资汴渠”。东汉王朝不仅不断疏浚汴渠，对于淮河流域“治淮”、“治黄”也十分关注。出现治水名人王景，治水理渠，发明水门，治理河沙，为淮河流域的交通史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一定的建树。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峙，淮河流域常常被分割，交通开发受到制约，社会发展也受到制约。但是，在各自的辖区，交通开发也有一定的成绩，从而带来局部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修通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不仅带来了淮河流域社会发展的机遇，也带动全国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经过隋唐三百年，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经济区。唐朝后期，两淮地区的赋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开支的主要来源。这些，与淮河流域的交通发展密切相关。每年经过淮河流域漕运的赋税达40万石，最多达到4百万石。但安史之乱，淮河流域受到战争的危害长达8年，水运交通被严重破坏，呈现了衰微破败的景象。安史之乱被平定之后，大臣刘晏首先从治理淮河流域的水利和交通入手，迅速恢复隋唐以来的漕运，解决朝廷的财政开支，激活全国经济发展的命脉。刘晏亲自调查淮河流域的漕运路线，奔走于淮河两岸，沿汴渠“按行”察看，“涉荥郊、浚泽，遥瞻淮甸，步步探讨”，有时乘舟，“浮于淮泗”，每到一处，“出入农里，止舍乡亭”，察看“利病之由”，然后制定一系列疏浚汴渠、邗沟的运河计划与措施。他甚至亲自参加疏浚劳动，“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淮河流域的交通经过疏浚治理，水陆运输畅通，很快带动全国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

　　北宋以开封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水陆交通，开辟了淮河流域前所未有的交通网络，带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南宋以后，政治中心转移，淮河流域成为南北争夺的前沿，交通路线受到严重破坏，淮河流域的社会经济也明显滞长、衰落。杨万里奉命去淮河边境迎接金国的贺天使，在《初入淮河》诗中叙述了道路艰难：“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据楼钥说，淮河以北，“汴水断流”，水运交通瘫痪。

　　元明清时期，开通了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使两淮地区同合国各地往来更为密切，为进一步促进全国统一，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周怀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