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从安徽阜南的王家坝进入安徽境内，经霍邱、颍上、凤台、寿县、怀远、蚌埠等县，在嘉山县洪山尖下进入洪泽湖，流长465公里，流域面积670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334亩，约占全省的70%。流域人口750万，约占全省人口的60%，是我省人口三大聚集地之一。与安徽其它地区相比，淮河流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这与频繁的自然灾害紧密相联，而灾害的频发又与淮河分不开。根治淮河，消除灾害，是两岸人民几百年来的梦想与追求。历史上的有识之士曾提出了诸多治淮方略，如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亲身感受到自然灾害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强调指出“灾本不除，民无宁岁”。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对淮河的治理同样非常重视，他在《建国方略》中指出：“修浚淮河，为今日中国刻不容缓之问题”。历代政府均作了很大努力，但淮河依旧肆虐，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难以提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放宽历史的视野，不仅要研究黄河夺淮以后淮河水系的变迁，历史上的治淮方略以及防灾减灾措施，还必须从自然、社会、地区文化传统等方面思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综合考察人口、垦殖、战争与灾荒的关联，从淮河演变轨迹的考察中，得到历史的启迪与借鉴。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大舞台，有了这样的舞台，人类才可以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淮河流域经济从初步开发到隋唐北宋时期的繁荣及其以后的衰落，既与流域环境本身的演变息息相关，也与全国生态系统的改变密不可分。流域经济发展的迟缓源于黄河夺淮，而黄河的泛滥是由于上游的过度开垦导致水土流失以及过度的引水灌溉导致河流流速减缓，进而泥潲淤积，流域的生态环境最终恶化。全国的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一个方面的变化必然引起其它方面的改变，黄河夺淮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此外，从淮河本身来看，流域历史上即是我国人口较为密集的一个区域，到康熙末年，“人稠地满”的矛盾更加突出，以致“山谷崎岖之地”也被“尽皆耕种”，形成了与水争地的格局。对淮河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张謇曾指出，由于“不知森林与治水防沙有何等关系，致尽伐固有之大木不知替以续造之新林”，导致灾害愈演愈烈。他深刻指出：“成灾在天，致灾在人”。淮河流域频繁的灾害表明人类的活动必须符合自然法则，在利用自然的时候，如果不尊重自然规律，往往会害亦随之。这是我们今天在治理淮河时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导淮”一词的出现表明，在几百年的治淮历史上，治淮的重点是疏通河流的下游，畅通河水的出路。由于黄河夹带的泥沙在淮河下游的严重淤塞，下游河道出路不畅，导致淮河经常决溢。鉴于此，从明朝潘季驯的“蓄清刷黄”到清朝靳辅的“濬淤、筑堤、塞决，以水治水，藉清攻黄”，以及民国初年张謇的“江海分疏”方案等等，都旨在兼顾灌溉、航运的同时，使淮河有一个流畅的出路。从历史上看，黄河、淮河是自然形成的两大河流，都有自己的入海口，黄河夺淮使两大河流共用淮河一个入海水道，加上泥沙的淤垫，下游的出路问题始终无法解决。1855年黄河在河南的铜瓦厢决口，改道大清河入海，给淮河的治理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但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清政府无暇顾及，导致自1851年淮河改入长江水道以来，一直以入江水道作为出路，淮河转而与长江共用一个入海水道。自然形成的河流有其自然的、地理的、历史的原因，淮河无论被迫与黄河还是与长江共用一个入海水道，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无奈选择。正因如此，黄河恢复其故道后，清末民初的复淮濬河、江海分疏等认识论蜂起。从淮河现有的流量看，高峰期每秒进入洪泽湖的流量约在2万立方米左右，今年淮河汛期开通入海水道，对泄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每秒2200立方米的泄洪量还难以从根本上起到泄洪的作用，还必须扩大入海口的容量。同时需对蓄洪区进行分类管理，有的行蓄洪区可以将居民迁移，这不仅有利于防洪，同时也有助于蓄水，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多种经营，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改善蓄洪区民众的生活状况。人类治淮的经验教训显示，一味地构筑堤坝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更需要人类自身活动的改善，走综合治理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在治理淮河时首先应该认识的问题与必须转变的观念。认识到这一点，必将有助于我们打开治淮新思路。吴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