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梦魁

　　无论古今中外，人类社会有两个最难琢磨和预测的精神玩艺儿，一个是时尚风潮，另一个是文化取向。尤其是现代社会，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令文化艺术的载体日新月异。这不仅有利于一国一地的文化繁荣，也极大便利了国际间的文化交融。人们在衣食无忧之后，愉悦感官的需求令许多有天资者从事文体行业。其中的佼佼者或不甚佼佼者，一经炒作和包装便会如星般冉冉升起。

　　造星能产生社会效应并带来商业利益。特别是眼下商品社会，居然有歌星或体星们堂皇地弄虚作假，令许多歌迷或球迷因被愚弄而愤慨不已。但这些现象并未减弱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追星热情。笔者有些外国朋友，常听他们讲述子女追星的离奇故事，诸如女儿床头放置星像，考试成绩就出奇地好，儿子的小屋贴满了星照，就像小鸟般地快乐等等。难怪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死的时候，有那么多年轻或年老的女性为之伤心落泪。他生前开过的敞篷赛车，前些年在美国拍出了高价。在埃及，被誉为“东方之星”的歌者乌姆·库勒素姆1975年病逝时，殡仪大军达150多万人，超过了为埃及的民族英雄、前总统纳赛尔送葬的规模。可见，明星感召力之巨大。

　　追星在相近的年龄段、或曰校园人群中产生偶像崇拜。人们对星的外包装如发型和服装之类模仿与追慕，使服装业和美容业不断改变产品和形象设计，以迎合追星族的需求，从而给服装、美容等行业带来了新的创意和新的商机。巴黎和贝鲁特堪称时尚前卫的东西两个窗口，那里的女人上世纪90年代流行染发，随后东渐至远东。这几年间，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越来越多的男女染发，无所顾忌地展示光怪陆离的色彩，至于发型和穿着就更加五花八门。于是，张扬个性的性感服饰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最爱，在市井间流行起来，如果上面再有什么星的形象或招牌，那就更加抢手。由此可见，追星的狂热不但影响了部分人群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还使追星效应成为社会相关生产与服务的风向标。

　　追星时尚在一些国家的传播和蔓延，对于当地社会的择业、就业和生产力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社会分工的严格和明确，从事白领阶层的收入要远远高于蓝领阶层。从家庭的因素看，凡有条件的都想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以便日后成为白领阶层的一员。相比之下，报考中高级的职业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此类现象造成了专门技术的断层和手工工艺的后继乏人。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实践已经证明，自动化的流水线不能取代高水平的技师和技工的劳动，部分标准件公差的修正、检验，以及非标准件的设计、加工，都需要经验丰富的技工的脑力和手工劳动。近些年来，中国上海等地纷纷高薪招聘高级技工，表明社会生产对此类人员的急需。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也不同程度地类似。

　　另一方面，无论现代化生产怎样发达，满足人们特殊需求的专业手工劳动是不能取代的，尤其在传统的手工艺方面。在意大利、捷克等曾以手工业闻名的国家，如今的各类手工作坊日渐萎缩，一是因为生产方式规模化和机械化的进步，二是越来越多的青年一代在择业观念上普遍轻视手工和体力劳动。而在传统的民间艺术领域，枯燥单调的劳作、产品周期的漫长，更让新一代人群敬而远之。越来越少的老匠人们感叹并忧虑世代传承的行业日渐凋敝，深感凄凉与无奈。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白领文化的盛行，人们对蓝领阶层的看法产生了某些误区。在社会价值观扭曲的环境下，有专业技能的人群未获公正待遇，而体坛和艺苑的“星们”却被捧上了天。这种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在审视和思考追星时尚和蓝领断层这个社会问题之际，最难忘的是埃及友人、电视卫星接收天线工程师艾哈迈德的真知灼见：“在追求温饱和艰苦创业的年代，社会更需要的是有技能的劳动者”。

　　《人民日报》 (2004年01月21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