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我特别喜欢看自己文章发表后网友的“感言”，尤其是喜欢看那些“说我好话的话”和“说我坏话的话”，当然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也就不会产生一听“好话”就像范进中举而“神志不清”，一听“坏话”就会像武大郎喝了西门庆的毒酒那样而“七窍流血”，更多的是笑笑后的继续思考，去寻找贴子中合理的內核，去发现评论中的闪光智慧，然后再想想写下一篇文章的题目。

　　IP:218.98.36.网友在看了我的“读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公报的五点体会”文章后有这样一句话：“……这篇文章无实质内容，拍马屁！！！”文章有没有“实质内容”？可以继续讨论，但是，它是不是属于“拍马屁”？就难说了，直接反驳，似乎显得格调太低，哪能一看到“坏话”就立即暴跳如雷？修养也就实在太差了。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说的，此君作此断言的确是太匆忙，为时太过早了一点，因为熟知我行文风格的人一定会知道，对反腐败研究多年的人，这么重要的公报的“体会”怎会停留在一个“五点”上，肯定是会有“二读”、“三读”之类的文章。本篇“2004年的反腐败：繁重、困难、艰巨而又激烈”之文，就是我读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公报的又一个“体会”。

　　为什么是繁重？“六项具体要求”内涵的“要求”覆盖了当今腐败所有的表现，怎能不繁重？！

　　为什么是困难？“六项具体要求”中的每一项要求都是过去社会遗留下来的、不甚好解决的问题，怎能不困难？！

　　为什么是艰巨？对“六项具体要求” 中每一项要求的完成，若不下大力气则无论如何是完成不了的，怎能会不艰巨？！

　　为什么是激烈？“六项具体要求”对腐败与反腐败双方来说，肯定意味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怎会不激烈？！

　　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公报中的“六项具体要求”提的如何？用“实在、具体、明确、切中要害”来概括一点都不过分，它的确是将近几年中国腐败的主要“社会存在形态”几乎都穷尽在其中的了。但是，这只是反映了执政者决策的明智性、科学性、合理性，只是反映了执政者将已经拉开的腐败与反腐败生死大决战的战斗推向一个新高度、深度的态度与愿望，并不代表决策本身已经得到实施、落实。一位名叫IP:218.89.104的网友说了这样一句大白话：“无论说得多好听，关键要看能不能落到实处。”的确是如此，在大政方针定了以后，就是一个具体的落实、执行、实施的问题了，而据这个我研究多年的腐败问题的人来说，要将公报中的“六项具体要求”都落实到“实处”，肯定是繁重、困难、艰巨而又激烈的。

　　为什么我们在谈反腐败形势时总离不开“严峻”两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近几年来腐败分子实在太猖獗了，侵吞了大量的国家资产，损害了无数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无视党纪国法的存在，可以说一直是在“顶风作案”。而公报中的“六项具体要求”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动用反腐败的“强制手段”逼使腐败分子“获利回吐”，就是动用党纪国法将其中触犯了党纪国法的腐败分子送进大狱，就是动用“非常手段”将其中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当然是“极少数”）的脑袋搬掉。对此，抱有对反腐败斗争最乐观看法的人也无法“乐观”起来，也一定会认为是肯定是繁重、困难、艰巨而又激烈的。

　　“利益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社会中一种最无情的斗争，从某种条件下又是一种最激烈的斗争，从某种情况下亦是一种最残酷的斗争。腐败分子不庼党纪国法去腐败的目的是什么？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利益”两字：自己的利益、自己家族的利益和自己所属小集团的利益。想一想，他们看了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的公报后就会心甘情愿地“获利回吐”吗？会轻而易举地缴枪投降吗？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吗？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简直是痴人说梦话。更何况，在一些地方或部门，腐败分子已经形成了气候，已经形成了“地方性的腐败势力”，他们必然会凭借自己所占据的权力和地位，必然会凭借自己多年编织的关系网，必然会凭借自己用腐败来的“经济实力”，对反腐败进行最后地、顽强地抵抗，所以，当人们在认真学习中纪委第三次全会的公报时，他们或许正在躲在密室中策划如何对付即将展开的反腐败斗争呢！毕竟我们的对手也是官场之人，也有一套从政的经验，也懂得共产党是怎么反腐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2004年的反腐败必然是肯定是繁重、困难、艰巨而又激烈的。

　　也许有人会不相信，怎么会呢？那好，那我就举一个曾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现任国家公安部治安局副局长杨加林个人反腐败的“体会”来说明。

　　沈阳市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的权力大不大？不仅大，而且很大。然而，在他彻查黑社会头子刘涌案时，他所遇到的阻力，所遇到的困难，所遇到的打击，恰是一般人所难以置信、难以理解的。“对于刘涌案，我的感触太多了。同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犯罪集团斗争的艰难性和复杂性是人们想象不到的，我作为一名公安局长承受的巨大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他的“体会”，很苦涩，很沉重，百感都有。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手是由慕马和刘涌联手的“腐败利益集团”，是由“红道”、“黄道”和“黑道”组成的的强大的、成了气候的腐败势力。当他开始查处刘涌案件时，慕绥新等人就公开说他是“破坏沈阳的政治稳定”，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尽管作为公安局长什么专攻工具都有，但是，也经常担心自己家人的人身安全，堂堂的公安局长在办案期间也还不得不搬几次家。的确，若是没有中纪委做他的后盾，我想，他的命运不会比河北的郭光允好多少，甚至比他还要糟。即便是现在刘涌案画上了句号，在他上调到公安部之后，在一些报纸上诬蔑、诽谤他的谣言仍然是彼此起伏，什么“杨加林被中纪委‘双规’”。什么“涉案金额高达13亿元的巨骗苏英奇私办护照”，什么“迫害反贪老干部周伟”等等，为什么？用杨加林的话来说，就是“刘涌、慕马集团的残余势力还在，就是因为我为老百姓的利益打黑除恶得罪了他们，这些人总想伺机报复”……总之，“沈阳现象”决非是个别的，杨加林同志所谈的“体会”也决非是一二个反腐败斗士之所有，这也必然决定了2004年的反腐败必然是肯定是繁重、困难、艰巨而又激烈的。

　　这就是在一些地方上、一些领域內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

　　这就是在一些地方上、一些领域內成了气候的腐败势力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

　　这就是在一些地方上、一些领域內结成了“腐败了的利益集团”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

　　总之，2004年的反腐败：繁重、困难、艰巨而又激烈的，为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啊！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