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武汉市政府今年有个特别的“善举”，就是要在大年三十晚上请乞讨人员吃年夜饭。据媒体报道，“昨起，市民政局已派出三辆巡查车巡查三镇街头。24名民政干部将沿街劝说和引导流浪乞讨人员进入武汉市社会救助站接受救助。”但是，“巡查人员昨日共劝说100多人，但仅有10多名愿意到救助站。”

　　为什么政府如此善待乞讨人员而很少有人领情呢？为什么他们宁愿在凛冽寒风中露宿街头也不愿去生活设施完备的救助站呢？难道他们将政府的善举看作一个“套”，把为他们准备的“年夜饭”视为“鸿门宴”？看来他们的担心还真不是多余的，救助站确有打算，让他们吃了年夜饭之后，便准备“礼送”他们回家。用救助站的工作人员的话说：“在过完年以后，将劝说其中身体健康的回家，对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则护送回家。”不知这是不是市长请乞讨人员吃年夜饭的本意。

　　联想到前不久有的城市的救助站呼吁市民不要直接向乞讨者施舍，以及2003年下半年以来许多媒体对救助站的尴尬处境的报道，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救助管理”的立法本身可能还不够完善：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其最根本的变化是从“被迫”到“自愿”，另外在“流浪乞讨人员”之前还加了一个“生活无着”的限定。但是，现在在城市乞讨人员中占多数的职业乞讨者，他们肯定不是“生活无着”的，他们当然不会“自愿地”接受“救助管理”，因为这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而真正需要救助的，譬如为家人有病来大城市就医用完了积蓄的农民兄弟，出门在外被偷被抢而没有了回家盘缠的外地人，还有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周全或不落实而流落街头的老年人、残疾人，等等，他们可能并不甘心与真正的（职业的）“乞讨人员”为伍，不认同“流浪乞讨”的社会身份，要不就是现行的“救助管理”并不能解决他们想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还有一部分人，譬如走失的精神病人、痴呆老人，以及离家出走的孩子，他们都是没有行为能力或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他们又怎能“自愿地”接受救助呢？综上所述，“救助管理”的尴尬实际上在于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工作对象。

　　在新春来临之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变法”之后的“救助管理”以及城市的乞讨问题，可能需要中国政府和社会认真地就它的“价值判断”进行一次讨论甚至是争论，法规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还应该说明的是，在把矛头对准进城打工的农民之前的“收容遣送”，本来就是一个无效的行政措施。很多时候负责遣送的工作人员尚未返回，被遣送者就已回到了流浪的城市。如果我们今天还是循着这条思路走，也是没有出路的。

　　最后，我们要向武汉市市长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爱心表示钦佩，也向冬夜在马路桥头辛勤工作的武汉市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其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不妨把年夜饭之后的“劝说”和“护送”暂且放一放。可以向那些乞讨者保证，就是请他们撮一顿，吃完后爱上哪儿上哪儿，当然愿意在这里看电视里的春节大联欢或住上几天也欢迎……这可能更合乎市长的本意，其他的问题等过了元宵节再来讨论。

　　本报特约评论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

　　相关报道见今日Ａ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