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蔡重直（中信公司董事）王巍（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资带来的金融风险？

　　王巍：这一次政府一再强调是投资行为，比如说一个负责人谈到要收利息，从注资那天开始每天就要对资本金收取利息。再有，政府特别为注资注册了一个公司———中央汇金公司，而且是严格按公司法注册的。很多媒体发现找不到注册地，找不到公司结构、章程，像一个壳公司。如果严格按照公司法注册，就不必同时说明是一个“特殊的政策安排”。

　　蔡重直：我觉得这是因为由于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用来注资，本身在法理上很难成立，必然在技术性问题上很难做得非常符合中国现在的法律和规章要求。

　　回到我在开头谈的第二个问题。媒体上讲，政府还要向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陆续注资1000亿美元。我们知道，与国家外汇储备相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账户上的人民币占款，而这部分人民币是以与其价值相对应的随时可兑换或随时可购买国内所需商品的450亿美元为基础的，如果真的陆续用国家外汇储备注资1000亿美元，那就是8300多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算上货币乘数，等于创造了几万亿流通中的货币，这上万亿人民币是脱离了经济发展，脱离了商品基础的，因此，对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是一个大的威胁，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为这四家银行在2000年剥离所形成的负债，再考虑到三大政策性银行的资产质量……所以我很担心，以现行的解决银行问题的思路和方案，是否可能会诱发或加快银行危机演变成潜在的货币危机。

　　王巍：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事实上是为一个旧的体制和经营机制再次输血。我们说过，中国的金融界是在所有产业中政府高度管制，最受保护的，可以说是中国市场经济当中日益孤立的“行政孤岛”。在这里汇集了一批最强的，最有能力的管理人员，获得了免费的资本资源，而且随时可以利用政府特权获得免费的社会资源，同时却不可思议地创造出了最多的不良资产。相对于在体制改造中获得新生的其他产业，家电、纺织、钢铁、煤炭等等，我们有什么资格继续维护金融产业的特权？面对大军压境的全球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残守缺？我们一直在谈中国金融改革的出路何在？是不是能利用中国外汇储备增多经济发展强劲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在制度安排和运转机制改革方面做大的动作？

　　现在仍然把中国金融界和银行界获得新生再造的机会寄托在注资，或者是境外上市，或者是靠着让民营企业“买单”的方式，我觉得这是中国金融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集体悲哀。中国银行业复兴的根本出路？

　　蔡重直：我有一个分析，到2002年底，四大银行的贷款余额是8万亿，在2000年剥离了1.4万亿的不良资产后，这四家银行还有26％的不良资产，这就是说，这8万亿贷款中本来有3.4万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应是45％。面对3.4万亿庞大的不良资产，四大银行的资本金是多少呢？在近几年银行增加资本金之后，四家银行的资本金应该是6200多亿。2002年四家银行拨备前的利润不过是1200多亿。仅以不良资产的拨备需要50%计算是1.75万亿，打完利润1200亿，把资本金6200亿全部冲销光，还差1万亿。如果银行一分钱不分红，一分钱不交税，全部去弥补坏账，以现有的机制和经营水平需要10年。

　　从国际经验看，银行危机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或经营上的失误，另一个是在制度安排上和机制上出了问题。第一种情况是财务问题，通过注资和融资可以使银行得以新生；而制度上、机制上、观念上的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财务安排解决的。中国银行业搞到整体性“资不低债”、技术性“破产”无疑是在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了大问题。那么，中国银行业的制度安排和机制上出现什么问题呢？我的看法是出在政府对银行的认识上，出在政府对银行的改革方向上，出在政府对银行的监管理念上。中国银行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是方向、理念、观念、政治哲学上的问题，改革的重点是监管银行的政府，而不是银行，政府的理念、管制哲学不变，银行的问题能解决吗？这也是我为什么不赞成，用钱买机制的改革思路。我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和讨论：

　　1、银行业首先是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工具，还是一个产业？

　　2、中国银行业现状，是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管制不够、不全方位，还是政府不断加强的所谓“监管”、“干预”、“强势”、“统一”抑制了金融的创新、破坏了银行自身的免疫系统的结果？

　　3、银行业是一个充斥着活跃的、不断创新精神的银行家的群体，还是一个充斥着惟上行事的官僚队伍？

　　4、银行是一个享受着自由、自主、法制、竞争的企业，还是一个被全世界最多法规所管束，体现领导意志的步调统一的金融大军?

　　这些问题不解决，银行注了资，上了市，仍然不可能“办成真正的银行”。

　　总之，无约束的权力扩张，自由的、金融企业自主权利和银行家创新精神的极度压抑，是使中国银行业严重滞后、技术性的破产和支离破碎的根本原因。

　　王巍：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不走巨资“人造美女”的路子，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的看法是，在新的经营机制下，在新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金融企业家们有能力像其他产业的企业家同行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摆脱中国金融界的困境。当然，新的制度安排和新的机制的产生的前提，是政府在对银行的认识上和管理理念上要有根本的转变。我认为，银行摆脱困境赶上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这就是，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发展，使得银行的资产以每年20％以上，甚至40％以上的速度发展，这就是说，银行的资产2到3年就翻一番。这为重组不良资产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也为建立新的金融运行体制奠定了产业基础。我知道的许多地方商业银行在过去的5年中，即便在现存的体制下，通过业务创新和内部权益制度的安排，在一个好的领导者手上，能够根本上改变经营模式，取得了即便外国同行也不得不佩服的业绩。例如江苏的一家银行，资产近百亿，不良资产只有2%，而在5年前，同一银行的资产仅仅10亿，不良资产就有近6个亿。浙江的一个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仅为3‰。中国民营金融家和更多优秀的体制内的金融家们长期呼吁政府管理部门转变观念放松管制，难道我们只能熟视无睹吗？

　　蔡重直：中国的银行业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困境，但前提是，政府对银行的认识，政府对银行管理理念必须改革。

　　关于银行的起死回生我有亲身体会。1998年2月，我到香港嘉华银行做总裁兼CEO的时候，嘉华银行濒临破产，200亿贷款余额中有70亿不良资产，不良资产率为35％，是全香港第一。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在香港银行业整体贷款余额连续三年萎缩的情况下，我们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拯救了这家银行，靠的是什么？我的体会，靠的是香港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严格尊重银行的自主性质，不干预；靠的是香港的法制和商业自由；靠的是银行家的创新精神和改革。现在我常想，如果大股东注了资，能有新的机制吗？如果香港的金管当局亲自“操刀”来“掌勺”，而不是靠改革、靠银行家的创新精神，银行能起死回生吗？

　　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中国的银行赶上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好时期，贷款数量的大幅增长为贷款质量的改善和利润增加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我说，中国的四大银行完全可以不挪用国家外汇储备，完全可以不侵犯“人民币持有者的中国公民权利”，而靠政府的改革，然后才是银行的改革来起死回生，“再造银行”。《中国企业家》杂志特约供稿（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