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头岁尾，正是拜年潮汹涌澎湃之时。看惯了世俗的拜年之风，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似乎不懂人情世故，不肯从众拜年的人。此人就是傅雷。

　　我把《傅雷文集·书信卷》翻来覆去一再回味，突然发现，傅雷在拜年上真的有些“另类”。

　　“另类”之一，是不讲客套。许多人在年头岁尾为了联络感情，专门写信拜年。傅雷给人写信，即使时间恰巧在年头岁尾，往往也不肯为拜年多费笔墨。比如1957年1月25日是农历腊月廿五，2月2日是农历正月初三，他两次给楼适夷写信，一字未提拜年；1963年1月6日，他分别给汪孝文、罗新璋写信，同样一字未提拜年。

　　“另类”之二，是没有废话。1959年1月3日写给“第一天为人师表”的牛恩德的信，写了许多“不抱敷衍塞责、混口饭吃的态度”的嘱咐，最后才写上“祝新年快乐”五字。1960年12月14日写给傅聪留学波兰特的钢琴老师杰维茨基的信中，除了末尾有“并颂年禧”四字外，只说：“敝处愧无礼物相送，惟有手编之聪演奏报道撮要复本一份，由内子打字完稿。”换言之，傅雷给自己孩子的恩师赠送的礼物，就是一份关于傅聪演出情况的报道摘要。这是一份多么寻常的礼品！这又是一份多么不寻常的礼品！

　　傅雷式的感情，是真感情。要让这种感情不被尘俗所污染，傅雷付出了他一生的心血和风骨。惟其如此，这种感情也才特别珍贵。

　　金陵客（《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