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

　　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本来刚搬入时，卫士成元功找到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周恩来非得让他换一个旧的，一直用到去世。这个办公室只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能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

　　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搅了。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季阁楼里闷热难耐，她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随“大米”而来，“大米”的名字，实有一番来历。箫远音出生时，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刘三源的孩子黑黄而瘦小，像粒小而黄的小米，人们便大米、小米地叫开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箫远音随行，广东人称呼人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后来，箫远音的妹妹箫远丽出生，周恩来说：“我主张弃繁用简，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箫远音印象里，西花厅水榭下既无水也无莲花，枉称莲花池。后来才得知，周恩来进住时，从节俭考虑，不允许蓄水养莲花。工作人员就在池底种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从此花池成了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