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柽

　　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真是新意迭出。不仅建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明确其指导地位，而且还建议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人权成了修宪的关键词之一，很有些破天荒。与其说这是人权“地位”的上升，莫如说这是近年特别是二○○三年在人权保障、人文关怀上大有进步的表现。

　　提及人权保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除恶打黑、惩贪反腐力度的加大。应该说，在人权保障上，这样的作为更具有根本性。试想，不依法杀掉刘涌这样的恶棍，不依法惩办程维高这样的贪官，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各项权利，又何以保障？

　　其实，体现人权保障、人文关怀的细微处，去年可非一处两处。比如，政府积极实施法律援助为贫弱者“埋单”。在立法上，同样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细微处。变收容遣送为社会救助，坚决否定“撞了白撞”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人们已是耳熟能详，不必冗述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体现公民权利“大众化”、蕴含着人权价值的《居民身份证法》，是去掉了“管理”二字，表明政府职能转化、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婚姻登记条例》，是通篇贯穿便民、公开、效能等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许可法》。有人据此评价说，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中国立法的鲜明特色；立法为民，已经成为立法机关的首要追求。正是基于这种特色和追求，人权保障和人文关怀之义，自然要在法律、法规题目和条文的诸多细微处显现出来。

　　新年前几天，有媒体以某女监第一次装上镜子为题发了条消息，说是服刑人员心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现在可以在房间里照真正的镜子了，再也不用窗户玻璃照了。”对狱管中这样的细微处，包括建“夫妻同居房”，给表现好的罪犯放“周末假”，允许死刑犯临刑前与近亲属会面，人们习惯将其冠之以人性化、亲情化管理。其实说到底，这仍属于对罪犯人权保障的某种延伸，是对罪犯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

　　“警察真是越来越难干了！”有警察这样的慨叹。“难干”云云，大约不是作秀，而从一个侧面，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人权保障的进步。在“公安新政三十条”里，就有办案有错要向当事人当面道歉等明文规定。这些规定，很有些针对性———规范权力、反对特权，不得侵害人权。慨叹“难干”，恰是有效纠正“胡干”、“蛮干”行为后一些警察某种复杂心态的反映。

　　二○○三年，是人权得到尊重与彰显的一年。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系列新变化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将人权保障写入宪法，实是与时俱进、社会协调发展的体现，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28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