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

　　近日，《京华时报》刊发文章，对最近北京各校园纷纷摘下“少年英雄”赖宁照片的举动表示“遗憾”，称“这一作法很可能影响孩子们对人间美德的否定”，甚至是“对‘见义勇为’的否定，对‘先己后人’思想的肯定……”。

　　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就连道理简单的善举，也有人出来“独树一帜”、徒叹人心不古了。这如果不是“时评病（非要写点什么）”作怪，就大概是追求“角度”用力过猛，导致思维也混乱了。

　　难道“遗憾者”真的不明白，校园此举是为了强调中小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吗？奋不顾身救火而亡的少年赖宁无疑是令人尊敬的，但更多的是扼腕叹息，一位才走过十四个春秋的孩子，在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中，学会安全疏散要比奋不顾身重要、也有效得多。赖宁的榜样作用，客观上隐藏着无谓牺牲的危险，在“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社会，显然是不被提倡的。“遗憾者”如此留恋赖宁的榜样作用，难道是想让今天的中小学生在大火面前像消防员一样一往无前、承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吗？

　　“遗憾者”对摘下赖宁照片的连锁反应，是担忧“美德的传播”遭受重创、“美德社会”难以形成。话到此层，已不是“角度”所至，而要在思想上溯根求源了。如果将摘下赖宁照片视为榜样的淡出，那么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建立有无害处？毋庸置疑，一个道德社会当然是极其重视“道德精神领袖”的，五千年的华夏历史就从来不乏“道德楷模”，“道德楷模”的树立从来没有间断过，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这里暴露的最大问题，是榜样的无常与真实可信性。一些“高大全”榜样简直成了不识人间香火的“神”，最后却很难经受岁月的考验，其效应越来越短，这就形成了道德社会的最大怪圈。

　　一个法治社会则不然。在健全的法治社会中，人们其实是不需学什么的。法治奠定并保障了人文精神与理念。在这种人文精神与理念支撑下，利己与利他并不矛盾，甚至完全可以达到科学而和谐的统一。人们不必轻视自我生命“毫不利己”，人们也不必轻贱他人“损人利己”。法律保障下的政府与社会服务体系不需路人去忙乎“做好事”，因为那是政府与社会机构份内的事。有了这层保障，就不会出现人命等同于集体的一根烂木头的痛心事出现，赖宁这样的好孩子也完全不必做出消防队员式的牺牲。惟此，“生命最宝贵”的信条才可以得到现实的践行！至于现代文明社会，究竟该是一个重榜样的道德社会，还是奠基人文理念的法治社会？如果“遗憾者”要是在这方面上犯迷糊，我也只能就这个错误之低级而长啸一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