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是由于多为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缘故，学校管理极其严格。北平刚刚解放，敌特分子还没有肃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绝对安全，学校订立了一大堆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门卫中甚至有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因为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

　　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来一趟北京的部分家长。例如陈毅，他当时在上海任市长，却把在读书年纪的孩子搁在了北京的育英学校。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让进。

　　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兼着育英荣誉校长的杨尚昆从身边走过，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会议一结束，陈毅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

　　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他立即将信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有意思的是，乘车的孩子除了记得自己在车上以外，都记不起车上的其他人。惟一一个能说出自己以外的同车人的，是张纪宇。

　　再一个对接送的班车有较深印象的，是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因为有一次，班车把她给落下了。

　　汪延群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玩，女孩子喜欢的唱歌跳舞、抱个娃娃什么的，她毫无兴趣，男孩子爬墙上树的队伍里，倒不时有她的影子。

　　正是感到自己的孩子太顽皮，精力过剩，1950年秋，汪东兴夫妇便把不满6岁的长女送进了育英小学，让老师用学校的纪律和功课改造她吧。5岁多就进学堂，也真够难为汪延群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因为上课调皮而受罚。等老师允许离开，她赶到校门口，中南海接孩子的车刚刚走。她想回家，不愿留在学校，就哭哭啼啼地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工人，他问她为什么哭，她说要回家，可汽车开走了。“有钱吗？”“就有3毛钱。”她一边回答，还一边抹眼泪。“3毛就3毛吧。”就这样，三轮车工人把她从万寿路拉到了新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