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集中行动取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战果就是，发现政府拖欠工程款有可能成为“最难啃的骨头”。比如，总投资3.2亿元，占地9万平方米，是内蒙古自治区到目前为止最大面积的办公楼。然而，该大楼2000年4月8日破土动工，2001年底竣工，已经使用2年了，却还拖欠工程款3000万元没还，致使100多家承包商、几百个包工头被拖累，一些承包商难以承受资金压力而破产；上千民工讨不到工资，一些人没钱买车票，回不了家，饥寒交迫沦落他乡，只能靠乞讨和捡破烂度生。对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专门作出批示，“政府要带头偿还拖欠工程款，尽快兑付农民工工资，无论如何要让这些农民工有钱回家过年。”

　　一起地方政府拖欠工程款的事件，引起了国务院领导的过问。那么，在“解决欠薪问题由政府开始”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是否所有的政府都能够响应呢？未必。据报道，辽宁省台安县的党政办公大楼连同公检法的办公楼一起，于2003年10月竣工使用之后，建筑商、包工头们依旧得等下去，原因是一开始就协议得明白，“工程完工后三年结清”。

　　这两个事例表明，政府拖欠工程款共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理”。由于我国的政府从上到下都有国家权力（专指专政工具）作后盾，所以人们心目中的印象是国家有钱，政府欠的债务黄不了。再加上有的地方政府在管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甚至腐败，一些官员动不动就说“跟政府做生意还能亏了你？”，政府工程自然成了“一块肥肉”。所以，工程完工后一次结清的协议有人签，工程完工后三年结清的协议也有人签。说的难听点，有些地方官员纯粹是在拿党和政府的形象作赌注。

　　二是难要。这，源于“债务多了不发愁”的传统观念和官僚主义。债务多了不发愁，一是一笔债务的数字就很庞大，有个可怕的基数，二是好多笔债务累加在一起，越积越多。而官僚主义，更犹如一道厚厚的篱笆墙，使讨债者不得不望而却步。一个人或几个人来要债，官员们说“研究研究”。若是带一大批人前来，就有了“组织上访”的嫌疑。轻者，被责骂“哥们不够意思呀！就凭你，也给我添麻烦吗？”再一动怒，又可能找警察来“严办一下”，美其名曰“依法处理”。久而久之，那个官员一调整，可就更难要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也该被损害殆尽了。前边提到的那个台安县，当地一个叫杨中山的包工头，承包了台安镇一所学校的工程，工程完工却拿不到工程款，结果法院的判决书等于“一张废纸”。到如今镇领导已经换了三茬，杨依然还有几百万的工程款没要来，无奈之下只好开起了饭店。

　　政府欠债，指望的资金来源无非两个，一是税收和收费，二是到上边要。这两个办法都不灵的时候，则开始东挪西借。据台安县桑林子、桓洞两个镇的干部反映，县里已经分别截留了他们400多万元和100多万元的专项资金（见《中国经济时报》）这是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分配体制派生出来的问题，绝不是一个批示就解决得了的。

　　政府欠债，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老百姓企盼能解开这令人头疼的政府“债务链”。(稿源：红网)(作者：王海波)(编辑：肖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