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剑芳

　　围绕着近时成都、南京、苏州等地推出的在部分场所针对乞讨行为的“禁讨令”，质疑之声不断。有人认为“设‘禁讨区’是公共权力的随意扩张”，有人指出应“警惕禁讨成为变相的收容遣送”，还有人干脆指出“禁讨令”本身就是违法的。但笔者不敢苟同这些观点。

　　早在三个月前，针对收容制度取消后街头流乞人员增多的现象，有人士向广州市民政局建议，在广交会、省市政府门前等重要政治、经济活动场所设立若干“禁讨区”，这样既尊重流浪乞讨者的权利与意愿，又能维护广州的城市形象和人们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为此，有人撰文指出这“可能是一个违法的动议”，认为“应当尊重这些公民进入一些公共场所的自由”，希望“在公民的众多合法权益中，更明确地加上一条流浪乞讨权”，并希望“全社会都来尊重这种权利”。

　　乞讨者，是公认的值得社会关心与同情的群体之一。但是，这个群体给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有人将乞讨职业化的时候。当一家人兴致勃勃逛天河城于出口处碰到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让你感觉刚才的消费简直是犯罪时；当你带着牙牙学语的孩子去动物园玩耍，在门口遇肢体残缺或严重畸形的乞讨者让孩子受到惊吓时；当一对恋人情意绵绵游北京路，冷不丁冒出一个鼻涕邋遢的小孩抱住其中一人的大腿时……乞讨是自由了，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陷入难堪之中！

　　如果说禁止乞丐进入部分地区乞讨，就是侵犯公民权利的话，那这样的“侵犯”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市区的某些路段在某些时段，是禁止摩托车通行的；在市中心的许多路段，是禁止无证小贩摆卖的；按照高速公路的规定，达不到速度要求的车辆是不准上路的……按照一些人的说法，这些都是对部分公民权利的“侵犯”，但谁又能否认那些措施是必要而有效的呢？

　　自由，从来都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人是社会化的动物，倘若每个人都追求绝对的自由，则最终谁也得不到自由。任何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所追求的应该是最佳的平衡点，而不是某个群体的“绝对”权利。法律从来就没有禁止乞讨，又何需郑重其事地加上一条公民的“流浪乞讨权”？在一些特定区域建立禁讨区，不仅是维护国家颜面和城市市容的需要，也可以保护多数市民免遭情绪干扰，是合理并且切实可行的。

　　城市管理应该也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其中有正确可行的也有错误偏颇的。对于错误之举，可以也必须批评指正，但动不动就将这些措施与权利和歧视联系起来，除了说明某些人患有严重的“维权（歧视）综合症”外，对于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