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那些春节期间加了班又领不到“三薪”、且又根本不敢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的那些打工者，无疑是最令人同情的社会弱势群体。

　　据《北京现代商报》报道，除政府部门和一些大型国企外，相当多的外企、民企从未把三薪规定的执行当回事儿。为什么不当回事？原因可能会总结出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劳务市场的供大于求。在这样的规律面前，政府的一纸规定，不过是在“应该如何”上提供了一个标准，而对于“应该如何”却“没有如何”的企业主，只能通过受到侵害的员工举报，才有可能启动监督执法权。但现实是，别说为个“春节三薪”不敢声张，就是不签劳动合同这样的大事，又有几个敢于向老板强求的呢？用人的主动权在老板手里，为个春节“三薪”丢了饭碗，这是一笔什么样的风险账？哪个打工者又看不清？

　　不难看出，《规定》起到的，主要是一个“行为标杆”的作用，而在执法层面上，充其量只是处于“民不举，官不究”守势状态。这其中，既有法规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问题，也有法规本身的较高标准与政府部门主动执法能力的不相配的问题。

　　对于前者，笔者认为，就《规定》中规定的春节“三薪”来说，如果不考虑不同体制、不同性质的单位，只是一个标准、一个模式地推行，实际上未必合情合理。试想，一个只有几名雇工的个体小餐馆，和那些足额“吃财政饭”的大机关同样执行“春节三薪”制度，那支付能力又该有着多大的差别？如此“一刀切”的法规，与社会现实有着不小的脱节，落实起来又怎能不吃力？

　　对于后者，我觉得法规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执行层面的问题。换言之，不能仅停留在“应该如何做”等技术层面上，而是更应该立足于“如何令其必须这么做”以及“不这么做又该如何”等保障层面上。春节加班明确了“三薪”制，表面看是在维护劳动的权益，可是如果用人者对此项规定置若罔闻，有关部门的执法又相对被动，受到侵害的劳动者再不敢投诉，法规的“撑腰”作用将十分有限。

　　为今之计，笔者认为此类法规应该进一步开阔思路，在与社会现实更贴近、可操作性更强上再下一番功夫。比如，能否除了“三薪”制之外，按照不同行业，制定一个行业内相对适用的“节日加班薪酬基数”？由政府部门按基数提取后，委托第三方代为发放？当然，我抛出的这个“比如”，可能连“砖”都算不上，但只要大家都按打破常规的思路来“抛”，那“玉”是早晚可以引来的。(稿源：红网)(作者：马龙生)(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