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也多情。大浪淘沙,更淘金。“沙滩文化”几经沧桑,终于耐得住历史的仔细回眸。人谓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不是没有道理的。盖贵州遵义的沙滩,自清朝中叶至晚清末叶百余年间人文辈出,蔚为黔中的文化奇葩。近代文史学家把这一文化群体的出现,名之曰“沙滩文化”。其代表人物: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鼎立西南驰誉海内。然郑、莫、黎三人虽同属“沙滩文化”的源,而为学之向又各有不同。郑子尹的经学、训诂学,在清末代称为鲁殿灵光。他的诗集《巢经巢》被当代学者目为同光体的宗风。钱仲联先生所谓的“清诗三百载,王气在夜郎”指的就是郑子尹。莫友芝精于金石学和版本目录学,其书法在清末称名于南北。他与郑子尹合撰的《遵义府志》梁任公读后,谓可与“华阳国志”比美,誉之为天下第一府志。故郑莫二公是学者型的师儒。而黎庶昌则不然,其为学的鹄的,志在经世致用。他主张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当通权达变,既不拘泥于“以文载道”来束缚自己的思想,也不能死守桐城派“义法”。因而他的文章雄浑劲发,随意潇洒。读他的文集《拙尊园丛稿》以及他的使欧见闻《西洋杂志》(此书,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入《走向世界丛书》)都可窥证他因文见道的文学观。遵义乡下的沙滩,既是他们三人学术文章、思想文化的发祥地,同时也是他们生命的最后栖息之所。因而三人的魂骸、留香于沙滩山水之野。海内外文学名家应贵州茅台酒集团之邀,曾赴遵义地区采风,顺便去沙滩文化的胜地参观访问。不少朋友见庶昌老人于同治元年(1862年)以一介书生应诏:《上穆宗毅皇帝书》不禁眼睛为之一亮。

　　怎么不亮呢?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不光是文章写得恣肆汪洋,笔有千钧,气势开阔豪迈。尤为令人惊叹的乃是他披肝沥胆的倡言谠论。一开头便以“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国家固根本,为生人振气节”雄视万夫的气概洞见症结,条清缕析,指陈时痼,直言不讳,列举当时的十二危机,如开捐取利,上下交征,冗官芜杂,危害百姓。空言粉饰,务为太平,士无实行,正气不伸。礼义廉耻,上无倡率,胥吏弄法,百司旷官,轻用守令,教化不行而风俗不厚。赏罚不明而徇情弄私,安于积习而不思变通等等等等……锋刃指向朝廷上下一批因循守旧“效软媚为合时,无正色率下之心,无推贤让能之美,官分满汉,畛域太明,素餐窃位,廉耻道消……”的大臣们的脸角。然后,笔锋一转,把这些弊端之根,直接指向最高的掌权者。他写道“夫治国犹张弦作室也;弦坏不取而更张之,弦不可调也。室圯不从而改造之,室不可居也。……今国家大局败坏若此,陛下第用守而不用创,不知法弊不变,则不可守。事繁不省,则不可守。人才不更,则不可守。积弊不去,则不可守。……今日之事当用创为守,而后天下乃大可为也。”文章从始至终,侃侃谔谔,读来令人痛快之极。指陈的虽是百年前的积弊,但发人深省。

　　于是,二三友人感慨系之。当年庶昌上此万言书的历史背景,是同治即位不久,九州灾害丛生:大风扬沙塞河,河北旱蝗四起,陕甘大水漂没总督,北京大疫死者相望,广东飓风震括千余里,人民伤亡万计。清廷惊吓。于是下诏:举凡天下臣民百工皆可直接向皇帝上书,指陈时势。企图以此“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开的广开言路,开门纳谏。当年黎庶昌遂因此脱颖而出,破格以知县备用,“发交曾国藩军营差遣委用,以资造就”。而庶昌才器,确也因此得到磨砺,在文学上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与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齐名。在政治上成为洋务派,持节欧洲,两度出任日本大使,毕其一生,韬奋时艰,成为清末有名的散文家和爱国外交家。

　　庶昌老人当年指摘清廷说“国家之大计仍未尽其忌讳也。多禁忌则采纳皆虚矣!禁陈献则听众不宏矣!”于是进谏同治皇帝,要他大开天下忌讳,使人人得自尽其愚,进而伸谏诤之气。这些针针见血的逆耳言,他说的是昨天的事。回眸历史,审视现实,庶昌老人在应诏直言中,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变局有五:赢秦恣兴残害生民为一变。五胡乱华,冠屡涂炭为二变。五季之际,纷争战伐暗无天日为三变。金元祸宋古所未有,为四变。英法破京,大肆掠夺为五变。二十一世纪可以说又是又一个大变局。人们把这个变局称之为社会的转型期。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对我个人而言,该如何来面对这大变局而转型呢?“沙滩文化”的人文传统,庶昌老人留下的精神烟篆,无论就历史大文化的遗传基因,和黎家直接留下来的血缘文化基因,我都无法扔下: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望天地之悠悠,慨然而风露凉中宵的无限幽思……能不幽思吗?多娇的江山,消磨古今多少豪杰。多少豪杰一进入多娇的岁月便娇化了原有的硬度。荀子在他的《大略》中说“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十二三岁,在沙滩老宅读书,父兄常常以此垂训,至今未淡忘。

　　作者：黎焕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