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仓

　　公安侦破小说因其与现实生活和主流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缺少对题材的审美把握，常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亚文学”形式，难以进入“纯文学”行列。

　　“反恐”作为当前人们关注的头等大事，同时也是新闻报道的焦点，它与当代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普通人只是皮相地知道恐怖分子如何地顽固可怕，人体炸弹如何地残忍与不人道，但并不理解他们隐秘的心理世界以及扭曲性格生成的逻辑规律。如果作家像媒体那样写作的话，艺术作品难免成为“传声筒”，失去它必须具有思想深度模式和审美认知特性。面对这样一个有一定“硬度”的大题材，女作家张西的《国家荣誉》汲取以往公安文学创作的经验，博采众长，抓住当代生活倍受人们关注的“典型事件”，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提炼，把激烈的斗争生活征服软化为纯正的艺术作品，以历史的理性原则为共时轴，对情节、人物的审美把握为历时轴，在国家利益与个人私欲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从人性、人道的尺度，表现恐怖势力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以女性独特细腻的笔触，通过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流畅饱满的叙事话语，讴歌了新疆反恐战士疾恶如仇的阳刚气度与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揭露了“东突”头目私欲膨胀下的阴暗心理，以无可辩驳的艺术逻辑宣告了新疆分裂势力必然灭亡的命运。

　　人物具有思想深度是小说成功的关键。《国家荣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新的突破，它抛弃了当代公安小说惯用的敌我双方明晰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是在重点营构敌我双方重量级人物正面激烈对抗交锋的同时，能从容地抽出“闲笔”，细致描绘“中间人物”的悲剧命运，从而使小说文本在深厚的社会、宗教、地域、文化背景上表现反恐斗争的复杂性与持久性。

　　在正面人物群像中，不仅有运筹帷幄、内涵厚重的南振中、钟成等老警察形象，更有决胜千里的一群少年英雄，代表人物有陈大漠、艾力、王路、马天牧等，他们是小说的最大亮点；前者是保卫新疆和平的“脊梁”式人物，后者则是新一代英姿焕发、无坚不摧的警苑“神剑”。在塑造正面人物时，小说不是一味地拔高，而是从平凡中见出伟大，写出他们性格的深层次内涵。面对生活困难能泰然处之，面对死亡毫无畏惧，他们不但有一颗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仁爱之心，更有着疾恶如仇、超乎常人的坚强毅力，这是恐怖分之最害怕他们的地方。他们虽然性格迥异，职位有高有底，但维护国家尊严、荣誉的本质是相同的。王路是新一代警察的代表人物，作为名牌大学的计算机硕士研究生，本来可以在首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但为了国家的荣誉和人民的安宁，毅然放弃了优厚待遇，投身新疆坚苦卓绝的反恐斗争中来。这一青年警察形象之所以有深度，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不是受虚幻的乌托邦幻想或某些廉价的“理想”的催化后做出的匆忙决定，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抉择。王路作为“名门”之后，他完全有条件沐浴在父辈的福荫下悠闲地“活着”，但他天生就是一个急于建功立业的赫拉克勒斯，愿意服从自己心灵的召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把青春献给危险的警察职业，服务于新疆各族人民。他的“英雄梦”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强匆忙做出的决定，而是价值理性判断和道德律令作用下做出的慎重选择。具有了这样的精神向度，他才能在残酷的反恐斗争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立场坚定，虽九死而不悔。

　　在处理反面人物形象时，小说并没有使用漫画式、或简单化手法，而是走进他们灵魂的深处，进行深刻剖析；或以人物自己的言行举动，自动展示其阴暗、扭曲、病态、疯狂的心理世界，让读者艺术地了解他们可悲可憎、可气可笑的“东突白日梦”。伊不拉音、艾尔肯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打着宗教的幌子进行犯罪活动的人，在智力上决非等闲之辈，因为笼络人心需要的是智商、计谋、欺骗。“东突”头目作为宗教骗子，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表面上慈善、和气，甚至才华横溢，实际上荒淫残忍、阴险狡诈：白天还在给信徒讲经，晚上蒙面即干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的勾当；一旦信徒拒绝他们的精神控制，立刻就露出凶恶的嘴脸，用武力威吓。小说很好地把握了这些人物“天使”与“魔鬼”的两面嘴脸和双重生活。作为一个顽固的民族分裂主义者，伊不拉音早年就立下誓愿，为“突厥斯坦帝国”献身，他嘲笑他父辈们的无能，决心依靠聪明和智慧，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老谋深算，假装合作，潜伏下来，并窃取政协副主席的职务掩护自己，培养多名党羽，等待时机的到来。由于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再狡猾也难免失败的命运。如果伊不拉音对他的“东突帝国”还算是一种“信仰”的话，“黑鹰”艾尔肯则纯粹是出于个人的私欲、权利欲而走上民族分裂道路的。他有大学文化，能说会道，因奸污学生被开除公职，出于对社会的仇恨，和境外分裂组织勾结，潜回新疆培创建基地和兵工厂，训恐怖份子，目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了报复，他杀害了库尔班书记全家，人性中兽的一面完全暴露无遗。小说一步步告诉读者，艾尔肯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拿信徒的生命做赌的狂徒和败类。

　　为了揭示分裂势力存在的深层原因，小说还着力塑造了一批“中间人物”或受害者形象。通过他们的不幸遭遇，回答了社会学家多次探讨的问题。分裂势力为什么能轻易地扎根新疆？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一些人盲目相信他人，对现实缺乏理性认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艾尔肯用一只身上染有宗教图案的羊，就能使善良的村民马木提一家上当受骗，听其任意摆布；美丽的少女热娜在艾尔肯的花言巧语下失去了判断力，甘愿为他献出生命；村里20多个小伙子，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成了训练基地的成员。虽然这些人与恐怖分子有很大的区别，他们心地善良，是被欺骗和裹胁进来的，不会干杀人越货的勾当，有时还会灵光一闪，阻止恐怖分子的杀戮行为，为警方提供情报等，但毕竟走上了危险的道路，需要引起人们的警觉。热娜和沙吾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热娜的悲惨结局，对那些仍然处于宗教迷狂状态的人来说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

　　由于《国家荣誉》在人物塑造方面有了深度模式，小说才实现了其审美认识价值，表现了历史的理性原则：分裂势力在新疆永远难以实现其独立梦想，一方面是因为有维护国家荣誉的忠诚卫士；另一方面则是作品给出的铁律：违背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意愿、破坏民族大团结是要遭天谴的，新疆永远是各民族的新疆，而不是个别野心家冒险的乐土。

　　（作者系二级警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公安文学评论家）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区木樨地南里甲1号 公安大学文学系（100038）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