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国务院第37次常务会议决定采取八项措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其中第三条提出：落实防疫经费，明确补偿政策。对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的损失，要给予合理的补偿，对家禽强制免疫的实行免费，使群众无后顾之忧。

　　此举是明智的，表明政府逐渐意识到并且开始承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其实是平等的。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且差不多是无条件的。为了国家、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让路。但在市场交换的范围不断扩展、在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人们可以公开地主张个人利益的时代，上述原则显然就不大适用了。政府不能够以公共利益为依据，无条件地占用个人财产。

　　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为了获得公共服务，人民当然需要政府。而为使政府能够正常行使其职能，政府也当然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只要这种权力是合理而正当地行使，人民也应予以尊重。

　　然而，尽管人民需要接受政府的治理，但从人格上说，政府与人民却依然是平等的。国家、集体等公共利益，并不天然地比个人利益具有道义上和法律上的优越地位。事实上，所谓的国家、集体利益，不过就是组成国家、集体的每个个人的利益聚合而成的。而且，归根到底，之所以存在公共利益，也是为了给国家、集体中每个个人带来更多的尊严、利益和便利。保障每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人的最微不足道的权利和利益，正是政府的职责所在。

　　根据这样的原则，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公共利益就不能无条件地要求个人利益作出牺牲。比如，这次为了预防禽流感蔓延，由政府出面，强制性地大规模宰杀个人饲养的鸡。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维护公共健康，增进公共利益，但那些饲养户的利益也是完全正当合法的，也应予以承认和保护。两种同样正当的利益出现冲突，此时唯一能够两全其美、使两种利益同时得到满足的办法，就是平等的交换，即由政府给予及时而合理的补偿。

　　不过，在这里，政府本身面临着某种角色冲突：一方面，公共利益经常是由政府来代表的，因而在面对与个人利益的冲突时，政府是一个讨价还价者；另一方面，政府又理应是这种讨价还价的仲裁者，事实上政府是个拥有强制性力量的仲裁者。政府在面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时，必须非常小心地区分自己所要承担的两个角色。如果政府混淆了这两个角色，它有可能依靠其强制性力量，单方面将补偿的标准压得很低，从而使个人利益仍然得不到切实保护。

　　因此，能否约束政府使用强制性力量的范围、特别是保障个人利益，便成为能够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秩序的关键。我们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已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提案，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与此相适应，还将会在今年两会上修改其它条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这些预期将会获得通过的宪法条款，其主要用意显然是为了约束政府权力，要求政府在立法、执法和行政管理过程中，承认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平等地位。

　　迄今为止，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人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结果是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牺牲个人利益。如果天平的失衡能够得到扭转，则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将会同时得到增进。

　　本报特约评论　秋风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相关报道见昨日Ａ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