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在南京长途汽车总站，一名在车站外违规拉客者，在车站二楼的值班室里，遭到车站稽查人员的“体罚”。事后，他向本报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展示了身上的伤痕。然而，记者昨天前往调查后，这名违规拉客者却突然改口。

　　前天上午8：30左右，一辆开往江苏淮安的长途客运车从南京长途汽车站开出。由于未满座，该车行驶到南京商厦附近停了下来，车老板所雇的王姓乘务人员下车，吆喝着招徕乘客。正当其起劲地拉客时，从不远处走来了一名南京长途汽车站的稽查人员。这名稽查人员一头的黄发，看起来很年轻，对王姓拉客者说：“叫你不要在此带客，你就是不听！”由于黄发稽查者言语中颇多粗话，引起了王姓拉客者的不满，说：“不带就是了，你干吗要骂人呢？”不久，双方因此而发生了口角。之后，两人就散去了。时间到了上午9：30，当王姓拉客者走到南京商厦前的立交桥时，那名黄发的稽查人员从停在桥下的一辆“依维柯”车上下来，随同的还有另外3名稽查人员。见到王姓拉客者，黄发稽查人员说：“刘站想找你谈谈。”说完，几个人不由分说，连拖带搡，几乎是将王姓拉客者“抬”上了“依维柯”车。据王姓拉客者事后向记者介绍，他后来被稽查人员带到了长途汽车站二楼的民警值班室。进了值班室后，那名染黄头发的稽查人员操起一根1米多长的木棒，准备朝他的后背打去时，被看报纸的民警给予了制止。

　　前天晚上，王姓拉客者向记者反映这个情况后，给记者看了他身上的伤痕。记者看到，王姓拉客者的后脑上有个鸡蛋大的包，脸上和颈子上都有明显的伤痕。王姓拉客者当时还称，他在民警值班室不但遭到了棒殴，还被勒令脱去外衣和鞋子，站在水泥地上达一个多小时。之后，王姓拉客者还被拍了照，并缴了20元的拍照费，同时还写了一份检查。当天上午，另外一个姓管的拉客者也遭到了同样的遭遇，因为不是很主动地将身上的物品交出，还挨了一记耳光。

　　为了证实此事，记者昨天来到了南京长途汽车总站。几经周折，终于见到了刘副站长。刘副站长称，姓王的和姓管的两名拉客者，确曾被带到过值班室。记者问：“在你们对他们批评教育的过程中，有没有动手打过人？”刘副站长表示，当时自己到值班室时，只看到姓王的拉客者和稽查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记者又问：“那王头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刘说：“也许是他自己不小心弄伤的。”之后，记者试图再和王姓拉客者联系，但一直未果。下午，记者突然接到王的电话，他说：“我那天没有主动配合稽查人员的工作，是我的不对。头上的伤是我自己在外不小心摔的！”说完就挂断了电话。王一前一后的不同说法，让记者感到本来一件并不很复杂的事件，变得有点蹊跷起来。这件事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记者不得而知。不过，一位业内人士的一番话，也许说出了此事的深层原因。

　　他说，表面上来看，这是执法者和违规者之间的“冲突”，但是任何事情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这种“冲突”其实是国有和私营两种运营体制之间的“角力”和“较量”。他透露说，在长途汽车站的售票窗口，有的售票员“胳膊肘朝里拐”，先满足站管车辆的上座率，其次再顾及私营和挂靠车辆的客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私营和挂靠车辆就时常出现空座的现象。无奈之下，为了填饱肚子，私营和挂靠户就只好外聘人员，在站外想法拉客“补虚”。而且，他们在站外所卖的车票价格，要低于车站售票窗口所售的价格，但是，这却给国家的税收造成了损失。

　　他还解释说，车老板所雇佣的拉客者，和一般所称的“黄牛”不是一个概念，“黄牛”一般是靠赚取差价非法牟取暴利的人。

　　这位人士说，车站的稽查人员在执法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是在按照有关的规定行使自己的职权，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在“竞争”心态的驱使之下做出的越权行为。他说，作为一个长期从事运输管理的人员，他绝对不是为违规的拉客者叫冤，相反，他认为还要对其“痛打”和“严打”，但是如何“打”，却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试想，如果有制度来保证私营和国有的运输者的竞争，是在同一个平台和起跑线上，那些私营或个体运输户的车辆在站内都满座的话，他们还有必要冒风险到站外拉客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长途汽车站外的违规拉客，是一种制度歧视下的“怪胎”，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那么，南京长途汽车站是否真的存在这位人士所说的，售票人员受经济利益驱使，故意不卖被私营运输者“承包”或“买断”的时间段车票的情况？本报记者今天将做进一步的采访。

　　本报记者 王永钢 韩东良

　　《江南时报》 (2004年02月01日 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