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傅祖洪

　　承受编辑厚爱，将我的《争鸣：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挂上了热评栏，到1月25日，已发主贴53条，跟贴13条。同时，徐晓老师的回应文章《“教育产业化”就是“馊”主意》也针锋相对。因为遭受批驳（甚至责骂），这些天来，春节也过得不安心。

　　大假将要结束，我还是得熬上半宿重申观点：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一、公办教育的种种乱收费

　　（一） 本人穷矣

　　许多人认为我是富人，错矣！本人一介穷夫，曾在渝东北从事10年乡村小学教师工作，后有幸步入公务员队伍进入县委机关工作，再后来跳槽做了记者，对失学孩子无助的眼神见得太多太多。此外，我的妻子、岳父、妻姐、弟媳也都是乡村教师。

　　十余年间，我和我的亲人，曾无数次为贫困儿童垫支过学费（至今还有近千元“颗粒无归”），曾资助过贫困大学生（去年9月因理财失误导致家庭经济困境，资助中断）。

　　但渐渐地，我明白，仅靠我辈之力，何能力撑越来越多面临失学之虞的孩童？至今，我的老家还有亲人，每年掏不出五六百元供儿女读小学。问题出在哪里啊？我满腔热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的子女为什么上学难、升学难、读出一名大学生更是难上加难？

　　渐渐地，我明白，问题出在办学制度本身！！！

　　（二）这费那费

　　对于中小学教育，我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深深知道教育管理体制中种种诟病。今天，我作为跳出教育圈子的人，以我的亲身经历，首先狠狠揭一揭中国公办教育的重重诟病（许多诟病也已经成为教育管理中的一种潜规则）。

　　从教十余年，收费年年看涨，正式收据单上的这费那费，那项不是经过物价部门审批的？可物价部门是谁的物价部门，教育局要向物价部门弄个审批有何之难？其中很大一部分收费，直接上交镇乡有关部门、县教育局，官员有着不菲的考核奖金、补贴。

　　就学校收入部分而言，除了书本费外，还有诸如“电教费”、“水电费”、“住宿费”、“体育活动费”、“实验器材费”、“搭伙燃料费”。此外，“电影费”、“体检费”、“牛奶费”、“校外辅导员讲座费”林林总总。你说哪项费用不是名正言顺，人家电影队、卫生院、奶牛场、校外辅导员也来为学生服了务，他们都得收费呀！其实，个个肚明，当中的折扣不少哇。

　　（三）收钱有方

　　除了教室没有收取租金外，其余多项公益投资都收了费：电教得掏钱，体育活动得掏钱，住宿得掏钱，实验消耗得掏钱……有的教学设施或系政府投入的，或社会捐助的，或收取前届学生的钱购买的，但如今学生都得掏钱付租。这些收益金都进了谁的腰包？

　　更有学校发动教师共同出资入股，购买几十台电脑搞起“电脑教室”，每名学生每期收取“上机费”40-50元，专门由财会掌握收支和利润分配。这本小利大的生意带来滚滚财源让教师们心花怒放，可两三名学生挤一台电脑，他们每期没摸上几次机子，甚至连关机也不会。再说，就这几十台低配置的电脑，把“上机费”收到何年何月止？如果钱永久收下去，这样的投资简直是“零风险+永久暴利”。学校可以多搞一些这样的“既无需政府投入，又能提升教学设施档次”的伟大发明，“让教育早日迈向现代化、国际化”。

　　又看看某些教师们，像小贩一样变相兜售资料：推荐学生到某某个体书店购买某种盗版教辅资料，名曰学生自愿，实则为了回扣。对于某些不愿掏钱的学生，教师就按教辅资料讲题、搞作业，没资料书的后来都乖乖买了书。

　　（四）谁挣谁花？

　　再看看校长们，或应付无休无止的检查、验收小组，或为改建一幢教学楼跑上6个月盖上四五十个公章，或为了与有关部门理顺关系搞公关，或应上级组织、或应某学术团体邀请，年年到各地风景区去考查、学习、赴会。天啊，这些花费不都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除了教育局各科室能到各校威风八面外，其他哪家县级相关部门不可以去吃顿“工作餐”？甚至有的部门驱车登门要钱，伸手八万十万如探囊中之物。一位乡村校长朋友坦言，学生的缴费最多只有1/3是用于学生的，其余大多被乱花掉了，一小部分用于教师考核、“福利”。他说，一个小小的四人派出所，每年就要到校收取治安联防费、节日协勤费、报刊资料费上千元，警察们到校检查防盗、防火或者干脆来吃饭、钓鱼，陪吃陪喝陪笑脸就花掉三四千元。哪家菩萨都不敢得罪，各种报刊变相压下来征订，有一所仅1500人的乡镇中心小学，每年报刊费上万元。

　　毫不夸张地说，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供养着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反过来，如果没有乱收费，作为公益性质的公办学校想要运转下去，也简直难于上青天。

　　（五）婊子立牌坊

　　今天，以真名真姓说了一大通，点破了诸如官场之上的“潜规则”，可能明天就会遭来暗剑。但不说个透彻明白，网友会明白吗？还有那些教育管理者、工作者，能明白自己处于何位吗？相反，许多教育管理者至今还不明白，自己实为“人民币服务”，却口口声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真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本人曾于2003年6月10日在人民网《网友说话》栏目发表的《对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一文（笔名傅鸣），望网友读后不再骂声连连，而是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二、公办教育诟病重重

　　（一）

　　教育乱收费是历年来投诉热点。费为什么越收越高？学校为什么能够得逞？被查处的学校为什么凤毛麟角？这些问题为什么一直困绕大众？其实，教育乱收费问题也并非特殊。纷繁的行政审批中，不是也存在乱收费么？那么多顶大盖帽，有几家敢拍胸膛说没有乱罚款乱收费？乱收费是公办教育的一大痼疾，乱收费的病根子就在于我国公办教育的管理体制！

　　每一所公办学校都毫无生存之忧，学校用不着考虑求特色谋取生存，更不用着考虑乱收费会吓跑学生。按照划片招生的原则，A区学生要到B区求学，得交不菲的择校费（特权者除外），这比学杂费中的乱收部分高得多。

　　（二）

　　学校是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教室、体育场、实验楼、图书室等教学设施本身有其资产属性。校长是这些公共资产的管理者、维护者，而不是所有者。教师却是由人事局、教育局和校长三重管理。尽管聘任制已实行多年，但校长的人事管理权极其有限，不能按需要随意择选能人、辞退庸人，这造成事实上的“铁饭碗”。同时，校长由上级人事部门任命，教师对校长的监督也先天“缺钙”。

　　谁能真正地监督校长？

　　对于学校这项公共资产，管理者与所有者分离。所有者的代理人（政府官员）对管理者（校长）是自上而下的监管，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监管，教师不能民主地选举校长、监督校长。以前国有企业的弊端与公办学校的弊端简直雷同。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花起钱来岂肯小家子气，同理，校长们对学校的钱财又岂肯“吝啬”？

　　我多年的教学生涯观察所得，学校钱多，校长多花；学校钱少，校长少花；学校无钱，借钱也要花！只恨不能把账户上的存余花光。

　　（三）

　　对于校长们来说，没钱怎么办事，怎么考核和调动教师积极性？有哇：加价收费、择校费、“捐资助校费”。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好哇，我给你批收费项目，你名正言顺地收，但好处别忘了咱有一份。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既是教育资产的大管家，也是办学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政资合一”的身份，焉能杜绝权力寻租？还有那么多相关部门等上层权力机构，又能与学校收费“一干二净”吗？正因为公办学校的公共资产属性，导致“娘的奶子，谁都可以吃一口”，学校这块肥肉，哪路和尚都可以动刀。

　　说到底，乱收费、高收费、搭车收费，是上级相关部门与学校多重合力下的“权力寻租”。所以，面对公众滔滔不绝的乱收费举报，那么多部门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被查处的学校凤毛麟角。

　　（四）

　　每一个教育局之下，如何管理好几十上百所学校和成千上万的教师，调动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这真是一个天大难题。升学率、合格率是千校一面的教育管理考核中最简便、最有效、也最公平的法宝了。所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凭学生分数的高低决定教师优劣的办法一成不变。几年前，喊得山响的素质教育最终也没有舍弃残酷的年年应试。

　　我和妻子从教多年的感受就是，在应试的指挥棒下，教师是校长为了实现攀升、晋职、加薪的工具而已，学生也只是教师的工具而已，其他什么个性的雕琢、人格的塑造、创新力的培养，都是不与利益直接挂钩的枉谈。升学，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寒窗苦读、穷尽心血的压倒一切之大事。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都难以获得愉悦的感受，教师的师德渐被利欲消磨殆尽，学生的创新精神被新科举耗费。

　　（五）

　　在教师队伍的评职、加薪、评优、提干等考核激励机制中，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掌管着名额的分配、评比规则的制定、对教师的量化考核。这些都为权力寻租预留着空间。跑关系、成绩造假、学历造假、学术造假倒成了教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捷径。此风一盛，空守师魂、安于三尺讲台的教师越来越少。逢年过节，教师忙着给主管官员、校长、年级主任、系主任送礼拉关系。一旦利益目标实现，工作积极性立即懈怠，于是“高级职称不教书，教书的不是高级职称”。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高考集体舞弊、高校乱办研究生班、论文剽窃成风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教育界道德的集体沦陷，实质是公办教育管理脱节、管理僵化的利益导向造成的。

　　（六）

　　同为公办教师，按理说是人人是平等的，但自从有了重点学校就不同了。重点校大多在城区，生活条件舒适不说，且期终奖、年终奖能发几千上万元，普通校条件艰苦却只有几百元。为了从普通校调入重点校，有的教师甚至不惜重金开道。一到暑期，有关官员、校长们在酒店、娱乐场所声色犬马，醉喝淫逸，还拿红包。再环顾四周，重要官员的七姐八姨都站在了“城区教育事业的崇高岗位”上。可惜我的那些乡村教师同事们，大概只能“清贫”到退休后进城颐养天年了。

　　（七）

　　不仅学生是公办教育“政资合一”的受害者而被乱收费，且众教师也是其受害者（那些重点学校的教师奖金可观，当属收益者之列）。众教师领取政府发俸的薪水度日，但政府却可任意挪借、宰扣教师的工资。有一个县，为了筹资支持企业改制安置下岗职工，强迫向全县8000余名教师每人借款1500元。有一个镇，为了硬化水泥公路，强迫教师每人“捐助”400元，以打造“招商引资的形象工程”。此外，每人每年还有十次以上“捐款”。

　　在“政资合一”的公办教育体制之下，校长的责权利不分明，“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所以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屡受侵害。

　　三、中国教育是盏不省油的灯

　　（一）学校收费“只涨不跌”？

　　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途径。因为花1分钱接受教育后，能为社会和个人带来3分钱的“预期收入”（包括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所以，没有哪个国家不办教育。

　　无论公办、民办，办学的成本是整个社会支付的，所不同的是“付费方式”。我国公办教育是通过“政府征税——经费划拨教育局——再划拨学校”来完成的，民办教育则直接是“民间资本——投入学校”来完成的。

　　政府考虑的社会效益，而不会算计1分钱教育投入带来多少资本利润的。

　　民办教育则在为社会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会考虑若干年内收回投资，获取资本利润。即使是“爱心富翁”或社会团体全额捐助的公益性民办学校，也会考虑办学资金的利用率。

　　公办教育，只是政府公益性总盘子中的一项。政府的财力始终是有限的，如何既保证国防、疾病控制、公共体育设施、最低生活保障等公益事业的支出，又兼顾教育的投入，是各级政府官员费心的大事。

　　面对增加教育投入的呼声，政府也并非不“积极”。教育部长周济介绍，近几年教育投入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5%，增加到3.41%，“教育经费投入将占到GDP的4%”。（引自网友徐晓一文）

　　但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投入越来越大，学校收费“仍涨不跌”？为什么乱收费几乎出自公办学校？

　　（二）学校官员“站着一走廊”

　　窃认为，公办教育耗费的社会成本太高。或者说，1分钱投入，并没带来3分钱的社会效益，而仅产生了2分，甚至1.5分的社会效益。

　　同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相似，公办学校只是一个“不管供销的生产车间”。原材料（学生来源）、加工成本（教师薪资、设施投入）都由行政指令，学校不计“生产成本”。尽管僵化的考试制度之下的升学率竞争能为教师带来福利悬殊，特别是决定校长（官员）升迁，但产品质量（学生素质）、产品销售率（升学率、就业率）并不决定学校生死。

　　拿一所公办高校来说，招什么样的学生、招多少学生、培育成什么样的学生、学生毕业后是否“适销对路”，皆不属学校可掌控的范围。校方只是对“高考生产线”送来的原料进行加工的机器，包括人事、组织、教学活动、财务收支等诸多微观细节，都由行政部门亲手定夺。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计划性的链条中，成本耗费何其高也！

　　在高校，校长、副校长、处长、系主任等行政官员“站着一走廊，坐下几大桌”，1个教师教3个学生，且学校还有行政级别，学校领导可以直接调任各地去当官。没哪国的高校教师，有我国这样多的高校教师忙着升官、评职。同时，学术建设腐败，造假、剽窃、抄袭成风，拼命争取科研项目，圈取科研经费，却不管科研成果的研究成本、实用价值和推广应用。所以，这么多年来，大堆大堆的银子砸进高校，却冒不出几个泡泡。政府投入越来越大，收费越来越高，个中原由就是“效率下降”！

　　在中小学，则突出表现为层层加码搭车收费。因为民办学校不能与公办学校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民办校比重和竞争力都很低，能为成千上万学生提供基础教育的场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三）学校与主管部门“勾搭成奸”？

　　对学校本身来说，本应作为不讲求经济效益的公益单位，目前却不顾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极力追求着利益最大化。这并非学校“单相思”的结果，而是学校与掌管各项大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勾搭成奸”的共同结果。

　　行政垄断会导致乱收费。几年前，供销社或农资供应单位靠行政垄断化肥供应，有人搞来化肥以低价卖给农民却遭受工商部门打击，难道说虚高的化肥定价不相当于乱收费么？高价化肥不也是农资供应单位与主管部门“勾搭成奸”的共同结果吗？

　　政府本身视教育为公益事业，并没考虑教育投入的直接经济回报。但校方却挟“教育投入不足”之辞，大呼产业化口号，力捞教育资本的丰厚回报。校方并没思考纳税人投入的大部分教育资本。对所有“进账”的开销，纳税人也根本管不着，任凭校方、主管部门随意花。

　　（四）我们上的是“贵族大学”？

　　中国教育真是盏不省油的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校高校生不超过200万人，总量少。那时，高校的官僚主义还并不浓吧，师生比还较低吧，办学效率还较高吧，政府尚能承受全额支付大中专生的费用。但到2002年在校大学生已达1600万人，在高耗低效的“国营牌”教育机器面前，指望像德国一样提供全免费“晚餐”，无异于要让国家财政撑死！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的收费大致为：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元，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元银元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元；贵族化的‘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按当时家庭收入来算，国立大学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平均工资。而教会大学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1/3，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此段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陈明远《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

　　再援引徐晓的数据：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

　　由此看来，今天的大学生都是上的70年前的“贵族大学”了。

　　（五）高校扩招才是“馊主意”？

　　在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至今的管理模式下，搞什么高校扩招，确实是逼着大众拿钱砸水漂的“馊”主意。

　　按理说，每年多几十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劳动技能、知识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他们找工作越来越难，薪水越来越低。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大学课题组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点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1001-2000元的占45.5%，2001-3000元的占9.5%，3000元以上的占4.1%，平均月收入为1550.7元。去年是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初次就业率只有50%。

　　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教育只能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却并不能提高劳动收入和就业率！因为各种经济活动遭受过度的政府管制，导致中小创业者举步维艰，就业岗位供应不足，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

　　这可能是建议高校扩招的汤敏博士没有考虑的深层次弊症。虽然大量的民间资金砸在了大学校园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短期内刺激了消费。但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毕业生）却“卖”不出去。

　　同时，高校扩招导致教师编制和教育经费持继增加，政府对基础教育的“供血”更加不足，整个教育结构失衡。你看看，一边是大量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另一边是满街大学生找工作。

　　我不知道，汤博士的“投资拉动消费”是否是头痛医脚的怪方？罪过！

　　四、教育民办化≠教育产业化

　　（一）民办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方式之一

　　教育产业化是个“祸国殃民的坏主意”！？

　　某市政协委员、中学高级教师徐晓，在其《“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一文中就这样武断地结论。许多支付着高额学费的家长在网上热评中，也视教育产业化如洪水猛兽。

　　我在人民网《网友说话》栏目1月20日发表的《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一文，并没将“教育产业化全部等于教育民办化”，但徐强词夺理说“傅给我们开出了拯救教育的良方，那就是教育民办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民办化”。

　　我认为，公办学校管理上存在种种诟病，所以应鼓励民办学校大力发展，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民办教育如何兼顾求取社会效益与资本效益呢？我说：“想使好的学校越来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民间接手重点学校开始。”但我并没主张，政府应停止举办教育，所有学校全部由民间接管。

　　相反，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买单”力度。但“付帐”的方式应该改变了！

　　在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无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已是扶不起、供养不起的阿斗！！

　　传统教育管理体制非可不改。教育产业化是变革教育管理体制的途径，而不是目标！！！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可以公办民助、公办民管或教育资产股份制、合作制。

　　为什么徐晓就单单认为，教育产业化就是全面民办化呢？为什么一些网友错误认为，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学校全部出卖给“资本家”便完事呢？

　　（二）增加教育投入治不了“病根”

　　徐晓等网友一味呼吁“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我国系分级办学，这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仅供糊嘴的西部地区各级财政来说，“增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会压死人”。穷财政连保教师吃饭也困难，要加大教育投入，途径就只有靠收费了。

　　公办教育果真是“全民公办”的吗？数据表明，许多地方改建教舍的钱，并非来自财政，也是从学生或农民头上收取，然后由教育局划拨的。

　　不改革办学制度，仅仅指望政府增加教育投入，通过挤占其他领域的资金来“供养”教育，是医治不了教育的沉疴旧病的！

　　（三）教育应在充分公平竞争之下产业化

　　作为微观体的学校，不具备独立的生存条件，也不是完全的竞争个体：其所有者是虚无的全体公众，其具体“经营者”却是主管部门任命的校长。校长的财权是残缺的（例如，不能按实际随意决定新建校舍，扩大招生规模），校长的人事权更是残缺的（例如，不能按实际随意辞退庸人或提选配备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

　　近年来，企业成功改制解放了生产力。企业私有化，就是将虚无的所有者，变为实际的所有者，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责权利统一。同时，解开市场准入的羁绊，鼓励企业充分地、公平地市场竞争，最终降低产品的社会消耗成本，为社会带来尽量多的福利。所以，企业到底是谁所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到底能给社会带来多少质优价廉的产品。

　　不难发现，越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行业，越能给社会带来丰富、优质、价廉的服务和产品，例如百货业、餐饮业、食品生产业、彩电业。

　　越是政策保护、行政垄断的行业，带给社会的服务和产品就越价高质劣，例如多年前的汽车制造业、一直遭口诛笔伐的铁路春运涨价、医疗乱收费，还有教育乱收费。

　　说到底，行政权力对学校的过度介入，学校缺乏独立的招生、人事、财务、颁证等权利，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这样的公办教育，对社会、对家庭来说，都是越来越昂贵的“奢侈品”。经济学证明，在资源垄断的情况下，“逐利性”导致价格上涨。

　　同时，民办教育缺乏“国民待遇”。民办高校只能办职业教育的歧视，众多民办中小学遭受招生政策的限制，这注定民办教育只是“养子”而非“亲子”。如果在这样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推行教育产业化，其昂贵的成本不是要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么？

　　教育应该产业化，也必须是在行政权力消退之后的完全市场条件之下的产业化，是在取消“养子”、“亲子”身份区别之后的产业化。否则，行政干预之下的“教育产业化”不仅不能带来更丰富的教育产品，反而更加成为权力寻租的舞台。

　　（四）垄断导致高成本

　　再拿一个事实来说。为什么美国越打仗越富有，而前苏联越办军事越穷？原因在于，美国人把军工作为产业经营，连军工企业也可以是追求利润的民营企业，所以越来越多的先进、价低的武器和后勤物资装备到部队。同时，大量科研产品军转民用，带来滚滚社会收益。而前苏联，却将军事投入和产出搞成“两张皮”，军工厂只管生产，不计成本和民用推广，政府既花钱让军队，又花钱供养垄断性质的军工企业。美国人的聪明就在于，让军工企业充分竞争，降低了装备采购成本。

　　而我国办学，就像苏联办军事，花了大量的钱，换来的是“垄断性企业生产的昂贵产品”。

　　当然，无可否认，政府可以迅速集中资金建立大批学校，在短时期内构建一个基础教育体系。但是，政府在学校管理方面不具备优势。在垄断性国企里出现的“病灶”，在公办教育中都能找到，且较前者更深。

　　（五）学校竞争将使大众受益

　　市场经济告诉我们，如果资源稀缺，会导致价格上涨。但目前学校并非稀缺，许多基层学校“还没吃饱”。目前，稀缺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如公办的重点学校、民办的贵族学校），但却只能为极少数学生服务，且收费不菲的费用。优质的教育资源只能为极少数服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平吗？

　　发展民办教育是激活教育市场的好手段之一。要“制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允许公平竞争是唯一可行手段。政府不能以教育产业化为幌子，变卖教育资产挪作他用。而是应将公转民后教育资本金用于其他薄弱学校。

　　要允许好学校做大，也要准许劣质公办、民办学校被市场淘汰。同时，更要力保边远山区孩子有学可上。因为鼓励民间资本进军教育领域，并非取消政府对教育投入。相反，应规定教育投入的刚性支出。利用对学生发放“教育券”等方式，直接“被贴”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要保障每名学生完成基础教育。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特定责任！

　　（六）民办学校果真是“食人虎”？

　　自古以来，许多民间公益性事业，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或不出钱。例如，民间筹资修建道路、桥梁、渡口、宗祠等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富人对社会的道义感弱化，许多公益事业一经拍板，就逼着富人、穷人掏相同的腰包。许多乡镇办学、修筑公路、架设通信光纤等等，穷人都要拿足“定额”，但许多宽裕者却并不愿多出钱。

　　我的岳父解放前在一镇上读私立小学。学费是每年3担（每担75公斤，按现价计算约合225元）稻谷，但岳父家贫，每年只缴两担稻谷，一直读完了小学。但有的富户，却每年自愿缴纳10担以上。也有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校方一粒不收。由此看来，私立学校在自身能够运转的情况下，也并非没有公益精神。

　　当今，中国公众对教育捐助相当冷漠。一方面是政府垄断办学，让公众认为“教育仅是政府干的事”。更主要的是教育乱收费，导致学校腐败、不廉洁的社会形象。谁愿意把银子捐给一个不讲效益、乱花钱、吃肉不吐骨头的“榨油机”？

　　此外，越来越多的受助学生“背弃”捐助人的行为见诸报端，令许多直接捐助学生的志愿者“寒心”。在重庆，一位捐助了几名大学的老工人，病重之际想见一面受助大学生，但受助者担心在同学面前暴露“穷人身份”而拒绝前往。还有一些受助者，毫无感激社会之心，认为“富人之财来之不义，捐给自己实属应该，受之无愧”，

　　而在美国，公众乐于捐助教育。在国外，“许多名牌大学都是私立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预算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各界捐款”。（引自《党员文摘》2003年7期）

　　（七）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在公办教育成本高昂的情况下，我们已把教育办到了今天的规模，实属不易。我们应相信，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对学校的“供养”为对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的直接“补贴”，将提高办学效率，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竞争力，并从根本上降低公民“购买”教育的成本。

　　而学校民办化只是其途径之一。无论公办、公办民助、公办民管、公私合办，都应做到“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分明，都应坚持决策权、监督权相分离。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如果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办教育，可以从行政成本中释放出至少10%的投入。”

　　开弓没有回头箭。教育产业化是改革中国教育弊症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节能降耗”，产生更多的质优价廉的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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