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龙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一类人群族系里都会产生一些具备或拥有某种程度“二百五”品质、倾向、气度和性格特征的闲杂人员。但是，对于“二百五”这一超级贬义之词，在不同情况下和不同人身上，我们实在应该用足够多的理智、足够多的爱心予以区别对待。

　　晋人王羲之和他儿子王徽之，就属于这类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理想人选。

　　一次东晋太傅郗鉴想在王丞相子弟中选一名女婿。当太尉的使者来到王丞相家中时，王家诸子弟一个个都衣冠端整、故作庄重，只有王羲之一人袒露着肚皮躺在床上，没心没肺地呼呼大睡。

　　你说这王羲之是不是“二百五”得可以？不过，那个郗太傅也和他差不了多少，听了使者的汇报后居然说：“这人正合适。”随即屁颠屁颠地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有什么样的宝贝爹，多半会有个什么样的宝贝儿子。传承一说皆因此得以佐证和流传。

　　一天夜晚大雪纷飞，王徽之从睡梦中醒来，猛喝了几杯陈年老酒后，忽然想起了友人戴安道。这时王徽之住在曹娥江中游的山阴，戴安道远在曹娥江上游的剡县。可王徽之根本不理会这些，立刻趁着酒兴乘小船去造访他。天亮时他来到戴安道的家门前，却说什么也不想进去了，转过身又乘小船返了回去，还厚着脸皮狡辩道：“我本来是趁着一时高兴前来，现在高兴劲儿过去了，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幸亏王氏父子皆是造诣极深的书法艺术家，而不是中了500万大奖的现代彩民。如若是后者，他们的老婆孩子不把他们的脑袋骂成烂西瓜皮，不说他们祖孙十八代人人都是“二百五”才算怪呢！

　　现在像王氏父子这类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二百五”分子在我们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已明显降低了，偶有彰显其形者十有八九都是在哗众取宠，或刻意谋求某种世俗功利。这些人只能算是“二百五”家族中的赝品，绝对不能指望他们会在某个比较高尚的领域能达到王氏父子那般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他们不能，我们自己也不能。可以肯定的是，彻底摒弃了做人做事上的各种不计名利的“二百五”精神后，我们的生活肯定会比它原本应该呈现出的丰厚与灿烂逊色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