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00周年，为缅怀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人民日报今天刊登了一组回忆邓颖超同志的文章，作者大都是曾在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

　　她在国内外威望都很高

　　杨德中（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我对大姐一个较深的印象，就是她组织能力很强。她接待外宾，同他们谈话，都是很自然的，非常沉得住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非常清楚，一点也不紧张，也不自傲。她对外宾也是非常礼貌，非常亲切的。有时候外宾的生活起居她都问到、关心到。许多见过大姐的外宾对她都非常尊敬。大姐在国外的威望很高，我没跟她出国时理解还不深，跟她一出去以后就看出来了，许多外国首脑和友人对大姐非常尊敬，对邓大姐一生的了解也多。

　　大姐对党外的民主人士也非常亲切，没有半点架子。所以很多人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她反映，她在大家的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

　　邓大姐很能顾全大局。我们局外人观察，总理和大姐，特别是在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下，处境非常困难，很多事也非常困难，但是两位老人家始终顾全大局，而且总是教育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要顾全大局，照顾影响。

　　1984年11月，邓大姐去福建、广东等地视察。她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有关部门给她安排专机，她坚决不允许这样做。她像一名普通乘客一样，上了普通的民航班机。下飞机时，许多乘客认出了邓大姐，纷纷向她问好。邓大姐也从前舱走到后舱，向大家招手致意，还和机组人员合影，对他们说：感谢你们把我送到厦门来。

　　上泰山那次，碰到群众了。对群众，她的观点很明确，就是不要怕群众，自己也乐意与群众在一起。当时，游客很多，大家都想看一看邓大姐，大姐也想尽可能地多接触一些群众。邓大姐也担心人太多会挤伤游客，一再叮嘱我们，不要挤伤了群众。在很多场合，我们做安全保卫工作的有两个担心，一是怕挤伤群众，二是怕挤到首长，特别是像邓大姐这样年老的首长。大姐那年80岁高龄了，但她坚持不坐滑竿上山。大姐不忍心让别人抬她。

　　收到三斤糖一定要买单

　　成元功（原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我从小没有念过书，只是参军后在机关夜校和业余文化学校学了点文化，因此写东西时常出现错别字，为此闹过不少笑话。

　　1963年春，上海锦江饭店任百尊经理知道邓大姐喜欢吃他们饭店自制的芙蓉花生糖，就托某首长顺便给邓大姐带来两盒。大姐看到糖时，问了来历。当听说是任经理托人带来的没有付钱时，一定要我查一下过去在锦江饭店买糖的发票，看是多少钱一斤。查的结果按3斤计算共15元钱左右。这时大姐说：“你给他们去封信，首先表示感谢，再寄上15元钱。信上说明，是我托你办的。”我按大姐的指示办了。几天后，收到锦江饭店的回信，还有15元钱。信上说糖是任经理个人送的，寄来的钱无法入账。我想等下次去上海时把钱给任经理好了，没向大姐汇报。

　　过了一段时间，邓大姐又问起这件事处理的结果，我如实作了汇报，并将来信拿给她看了。邓大姐说：“个人送的也要付钱，你再写封信，说我对他们不收钱很有意见。你写好信，给我看过再发。”我立即照办，信的开头我写的是“尊照邓大姐指示……”邓大姐看信后改了两处：“尊”改成“遵”，“指示”改成“嘱”。最后加了一句“请以后不要再带东西来了。”邓大姐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让我坐下，又像1945年初次见面时给我讲为人民服务一样，郑重其事地和我说：“信我看过了，你写了一个错别字，我改过来了。有一处用词不当，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指示’，我改成‘嘱’。”接着，邓大姐又说：“你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现在的文化水平和你担任的职务不相称啊……”邓大姐有针对性的严肃的批评，也是对我的爱护和要求，要我认识自己的缺陷，认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要求我日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工作做好。

　　陪总理杭州治病坚持自费

　　高振普（原邓颖超警卫秘书）：邓大姐要求自己是很严格的，周总理在世时，她是中央委员，对党内的事情、党的文件，不该她知道的，不该她看的，她从不犯纪律，周总理的办公室，她进去从不随意翻阅文件。在生活上，她和周总理多年来，逐渐形成了些不成文的规定，也叫我们共同帮他们遵守。比如：吃饭只要两菜一汤，很少吃珍贵食品；不准接受地方的礼品；外宾的礼品一律上缴，留用的一些作价付钱；不准走后门买东西；不准以他们的名义办私事等。

　　有一次，那是1962年12月底，周总理经中央批准去浙江杭州治病，同时也同意邓大姐一块去。邓大姐是很少随周总理一块去外地的。按照邓大姐的说法，她与周总理各有各的工作，要去的地方和工作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总理工作的节奏很快，很难一致行动。这次总理去治病，需要10多天时间，可以在杭州休息一下，大姐才下决心一道去。我们认为，邓大姐更主要的是因为周总理去治病，是出于关心照顾总理才去的。出发之前，邓大姐就说，她这一次去杭州，不是因公出差，而是休息，让把多年积蓄的钱带上，她的住房、吃饭要自己如数付款，不享受国家补助，并对成元功同志说，这件事是与总理说定了的。她还风趣地说，不用我自己买火车票，就已占便宜了。

　　邓大姐与周总理一起住进了杭州饭店。饭店的第五层（当时是最高层）准备了两个套间，周总理住西边，邓大姐住东边。邓大姐看了房间说，她不住五层这一套，到四层找个房间就可以了。当时大姐还说，总理这次虽说是来治病，但他不会改变夜间办公的习惯，他也不会很好休息，住在一块会相互干扰。就这样，大姐住在四层的一个房间，就是现在人们所称的标准间。

　　邓大姐与周总理在杭州住了半个月时间，离开前，邓大姐叫成元功去结账，还要把陪她一起去的霍爱梅同志的房钱一块交了。饭店负责人一再推辞不收，邓大姐很严肃地说：“周恩来同志是中央批准来这里治病，虽说治病，但他每天都在工作，他的房费由公家出是应该的。我是来杭州休息的，怎么能不交钱、白住房呢？”经成元功同志向饭店一再做工作，饭店才收下了邓大姐的房费和伙食费。回京后，我们还想把霍爱梅同志的房费由公家报销，想到邓大姐的态度这样坚决，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

　　临终嘱托要穿旧衣服

　　赵炜（原邓颖超秘书）：邓大姐说过：怎样对待生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死观。生时什么也没有，死了两眼一闭，心脏停止跳动，什么也不知道了，什么也带不走的。所以，活着时为人民服务，临死时也得为人民着想。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的，逃不掉的，把生死问题看透了，用乐观主义态度对待就会把个人的后事看得很淡薄。按中国旧习俗，人死了要穿新衣服，我和恩来同志一样，死了还是穿我们平时喜欢常穿的衣服，穿新衣服是个极大的浪费，那是给活人看的，死者什么也不知道，一把火烧掉，穿新的有什么用呢！

　　的确，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周恩来同志去世后穿的衣服没有一件是新的。邓大姐同样交待在她去世后穿上她让我们收藏了十几年的外衣，内衣裤全是平时穿的。她怕我们不照她的交待办，再三嘱托一定要我们保证到时给她穿那套破旧的衣服。就连骨灰盒她都有交待。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到祖国大地后，我们保存了他的骨灰盒。邓大姐交待：等我死时就用恩来同志用过的骨灰盒。我说：那不行，人家知道不用新的，这可说不过去的，到时不由您的。她说：骨灰盒只是形式，装的时间不长，骨灰就撒掉了，再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这也是为国家省一点钱。虽然，钱不多，也要节约。所以，大姐去世后，我们就按照她的嘱托办了。邓大姐还告诉我，在撒她骨灰时，不要惊动太多的人，你们几个人，坐我平时坐的车，开到天津海河把骨灰撒掉，不要麻烦天津，人越少越好。恩来同志的骨灰撒的时候就没有惊动那么多人。你要记住越简单越好，不要兴师动众，要为人民、为国家节省开支，我反对铺张浪费。我对她说：您讲的这些我都理解，我明白，但是，这样人们是不会同意的。不告诉天津不行，那是您的第二故乡，天津父老乡亲也不会同意的，而我去撒骨灰，随便去也不行，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会说我们对您没有感情，从我们内心讲也不愿意这样做的。从简可以，但做到什么样我保证不了，因为，您不是一位普通的人，我只能将您的要求向组织上反映，至于最后怎么办得听党中央的决定。您的几件大事已有具体的信，中央已知道，我相信会同意的。邓大姐说：一个人死后大办丧事是劳民伤财的事，我也反对在家搞吊唁，我无儿无女搞这些是给你们和组织上添麻烦。赵炜你做点好事，千万千万别搞吊唁。我说：我一定反映，请您放心。

　　邓大姐的这些思想是很早就有的。在总理逝世时，她就让党支部的同志去找一找适合撒掉周总理骨灰的地方。那时，她就说不要惊动任何人，由她带着支部的几个同志，选择一个夜晚人少的时间，将骨灰撒掉就行啦。结果找来找去没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当时，我们都不同意她的这种想法，认为不能那样做。周总理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加上当时的政治气候更不能那样办，如果那么办正合乎那些坏人的心意。最后，组织决定用“安二”飞机（撒农药的飞机）去撒总理的骨灰。飞机是夜里起飞的，没有惊动更多的人，邓大姐认为这是很简单的形式。周总理的骨灰撒掉了，实现了他们共同的遗愿。早在1956年，周总理和邓大姐对他们的后事就有约定。那年4月27日，毛泽东主席倡议中央委员带头实行火葬，周总理在倡议书上签了名，邓大姐当时外出不在北京，回来后表示赞成。所以，他们死后一切从简，不但要火葬而且还不保留骨灰。在周总理逝世后，邓大姐提出的要求得到中央的批准，她感到极大的安慰，实现了周总理的嘱托。但对她自己的后事是否能按约定的去办，心中不那么放心，因此，写下了两份遗嘱。

　　在邓大姐写下遗嘱时，我的心情很不好受，难以平静。我说：您写那么早干什么？现在还不是时候。她说：等我不能写的时候已经晚了，趁我身体好，头脑还清楚，还能动笔的时候写出来好。这是为了组织上好办。

　　危局中默默承受巨大精神压力

　　卞志强（原周恩来、邓颖超保健医生）：邓大姐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她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革命，作为恩来同志的亲密战友，她出生入死，经受过多次战场上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也经历过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锻炼。无论面对怎样艰难险恶的环境，总是坚毅勇敢，临危不惧，坚持斗争，毫不退缩。我曾听她讲述过在白区工作时所经历的种种危难事件，听她讲述长征中患肺结核后，如何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

　　十年浩劫期间，周总理的担子极为沉重，处境十分艰难，邓大姐和周总理一道，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众所周知，“文革”期间，周总理在异常困难的处境中，相忍为党，苦撑危局，尽全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系党和国家工作的继续运转，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尽量保护大批遭迫害的干部，还要对付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疯狂捣乱和破坏。长期超负荷工作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周总理心力交瘁，心绞痛发作频繁，心脏病越来越严重。1972年又查出患了癌症。在那样的情况下，邓大姐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她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她惟一的亲人恩来同志；关心着每一位遭受残酷迫害的干部和群众。苦闷、焦虑、担忧……邓大姐顽强地、不屈不挠地默默承受着巨大精神压力。她明知周总理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在奋力工作，但她从不干扰或劝阻。在治疗最困难的时候，她尽所能地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和争取最好的条件，并告诫和帮助大家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周总理患病后，由毛主席指定组成中央负责治疗工作的小组，邓大姐是小组成员之一。在为周总理治病中，她总是耐心听取医务人员的汇报，帮助制定医疗护理方案，不但从不苛求大家，反而慰勉有加。特别是在周总理逝世后，刚在大会堂开完追悼会，她就召集所有的亲属和医护工作人员，进行革命教育，对于医护人员和身边工作同志给予真诚的鼓励和恰当的评价。

　　绝不让一个革命同志掉队

　　霍英华（原邓颖超身边工作人员）：邓大姐的一生是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她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从不为困难和挫折所屈服。当看到同志们遇到困难时，她总是从精神到物质尽一切可能地帮助他们，从不愿任何一个革命同志掉队。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邓大姐身上我感受到了革命同志间真诚的爱心。1953年9月，邓大姐为了让我学习文化知识，日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经她提议，组织上批准我报考北大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入学后，第一学期顺利度过了。但上二年级时，因休产假，一度影响功课。恰在此时，我爷爷不慎摔伤了腿，催促帮我带孩子的母亲回农村去照料他。我又要补习功课，又要照料孩子，在困难面前，我曾一度产生退学的念头。邓大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当即从她和总理的生活费中拿出100元钱，帮助我买了辆自行车。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谁能有辆自行车，是很“富有”的了。自从有了自行车，我上学和照顾孩子两不误，生活好像也变得轻松起来。为帮我渡过难关，邓大姐不久又从工资中拿出30元钱送给我母亲用。以后，我们省吃俭用，还回一些钱。大姐查看她和总理每月的生活账目表时，发现收入一栏内有我还回的钱，立即让卫士长转送我们，并说钱是她送的，不必再还了。我心里非常明白邓大姐的良苦用心，她是在尽自己的力量支持我，让我意志坚强、战胜困难，为女同志争口气，千万别掉队啊。在邓大姐的关怀和鼓励下，我努力克服困难，坚持了四年的学习，终于拿到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