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外国社会学者的研究，“预期”这东西不得了，它能自个儿实现自个儿。离过年还差十天半个月呢，大家早早地忙活，做好高兴一场的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也别说，到时候我们就是能高兴起来。这一点，我们不佩服自己还真不行。好情绪一直延伸到年后，每年初七或初八上班，我都觉得事情有点不一样，您瞧，连警察都会笑了。这种状况会一直持续到元霄节后，那时人们才如梦方醒，对自己头几天的多情善感特别害臊，对心慈手软觉得特别吃亏，没法子，只好在新的一年里绷紧脸，找补回来。

　　早些年，节间还要去同学家串串门儿。有位老年伯是个聋子，每到春节，他都要督促家人买足鞭炮，看着他们燃放。有两年市府禁止放鞭炮，给人大的抗议信，他比谁写的都多。早先，我觉得老人家挺可乐；现在自然明白了。题目中的“程序快乐”，是我仿着现在流行的“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二语杜撰出来的；人们过年的快乐，全仗着那些仪程；少一样凑和，少两样就不行。“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大字。”虽说现在的灶王爷特派员住在煤气眼里，早就一氧化碳中毒了，就算不给糖瓜，哪里还能说得出话？不过宁媚于灶，而且程序必须要讲，所以每年的二十三，我还是会买两条灶糖回家。“你吃吗？”他不吃。“你吃吗？”她也不吃。问遍后再扔进垃圾桶，这叫依法办事。近年电视晚会也挤进仪程来，那里面的人神经质地把脸都笑肿了，显得特别“实质快乐”，不过我不是很信，我知道他们都挺高兴，就是不信人会因为高兴变成那样。

　　春节的对头还不是电视晚会，是家庭规模变小了。如今的老掌门们，没赶上计划生育，很有几个孩子，孩子又有孩子，如能凑齐，也是一堆人，勉强可比他们小时候经过的盛况。这些老人在三十儿晚上，一是喜数菜盘子，盘子的多少，是家庭的经济指标，二是喜欢数人头，那是家庭的政治指标。要是添丁了，就再三指出；要是减员了，“去年二十，今年十八”，不得了，只好默数。减员倒不一定有凶事；子女星散，有的还远在外国，未必都愿意回来。当然目前的风俗，还是尽量往大家庭里赶回，这就是报纸上常说的“传统文化”，也是铁道部头痛兼自鸣得意的原因。这些仆仆于路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的人，多只有一个孩子，比如我吧，若干年后清点自家的户口，那真叫屈指可数。不过到那时，中国大概也流行以小家为单元，各过各的年了，而铁路公司也不用再头疼，估计他们早为别的原因破产了。

　　不管算不算保守派，反正我要坚决维护过年的所有仪规。就说放鞭炮吧，我觉得政府你要是有本事，就能管住工厂别造火箭弹那么大的家伙，管住人们别把鞭炮放在麻袋里用长途客车来运，管住集市，别扎堆儿卖。如果什么也管不住，就会拣省事的来，那对不起，你越不让放我越要放，——而且我发现，鞭炮这种东西，偷偷地点着，声响格外地大一些，乐趣也更大些。现在开禁了，又不那么有意思了。还有一项风俗，真希望能在城里恢复的，就是拜年。现在流行团拜，把人们拢到一块，做个罗圈揖，嗖的一声就完了，又嗖的一声，人不见了。我主张像过去那样，你去我家，我去你家，谁也不在家，多有意思。最后一样，我希望咱们的文化部门，宣传部门，或者扫黄打非部门（俺不清楚这事归不归他们管，不过多托个人，也没什么坏处），能不能在过年时法外施恩，给封建迷信留点活路，就当是供批判用。基督徒有个圣诞老公公，有点让人眼红。我倒不是贪图那点礼物（反正也得我自己掏钱买），就是觉得如果一个地方除了人什么也没有，就会缺点人情味。灶王爷啊，家鬼啊，祖先啊，不管有没有，何不一块热闹热闹，他们也被改造这么多年了，思想也该进步了，而且也都怪不容易的。

　　当然，有些程序咱们自个儿控制不了。比如照我看来，过年是应该有雪的。小时候过年，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初一早晨一咕噜起来，揉揉眼睛，呀的一声推开木门——遍地雪光耀眼。现在呢，老天爷可能是听了灶君的谗言，说什么也不给下雪。不下就不下吧，年咱们还是要过的，至于雪，没准儿哪年就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