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春节刚过，在广州市妇联的家政服务中心就出现了雇主“围抢”保姆的现象。短短4个小时中，25名来自湖南、广西等地的保姆就被抢光。这不仅揭示了保姆市场上供给一方的景气，其背后更深埋着需求一方的迫切和无奈。

　　春节期间，对于市民来说，实非空闲之时，虽说有7天长假，但欢度佳节的同时家务也着实多多。无奈的是，家中请的保姆大多要回家过年。辛苦了一年的保姆春节返乡求个团聚，实乃人之常情。若是不让，似乎太绝情。但是干家务活的“职业选手”一走，“业余的”只好勉为其难，上得阵来，才体会到个中滋味。忙忙乎乎7天转眼即逝，过年成了过“劳动节”。年后又要开始上班，家政大事却还没有搞定，于是便“猴急猴急”地直奔家政服务中心……

　　当然，这种现象并非猴年独有，春节期间服务市场的不到位早已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大缺憾。春节将临，不仅是家政服务出现空当，牛奶没人送了，废品没人收了，保洁公司挂上了“免战牌”，家用电器的安装修理更成了问题……而另一方面，却是人山人海的“春运高峰”。

　　这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十几个年头，其间政府引导、媒体宣传，也曾试图使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兄弟姐妹改变观念，留在城里过年。虽然业已收到一些效果，但距离根本的改变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用国际化的语言来说，是城乡之间的移民。但是，中国农民流动而不定居的现象却是一种在世界上不常见的“特殊国情”。当然，其中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但这恐怕不是唯一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农民兄弟姐妹对城市社会的不认同。也就是说，他们在城里活得不自在，他们始终戴着一个社会强加于他们的并导致城里人对他们另眼相待，而且似乎总是代表着“不文明”、“没文化”等负面形象的“社会标签”，于是他们便成了游离于城市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即便是生计的问题得到解决，但是居住、医疗、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等方面的“遗缺”，使他们还是不能在城里安居，真正成为“城里”的一员。于是，春节回家探亲，是他们回复自我的极好时机。或许在他们看来，只有在那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才能自由呼吸。而在城里的经历与收入，也只有在那片土地上才能成为他们的荣耀。这可能就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春节一定会不辞劳苦地“回家看看”的心理动机。

　　现在，外来人口对“城里”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据说在北京4个人中便有1个“外地人”了。于是，农民兄弟姐妹回家过年的“惯例”无意中成为对城里人的“报复”。要是保姆们知道春节期间主人是如何手忙脚乱，他们也许会忍俊不禁。所以，要改变春节期间社会服务不正常的状况，光靠政府和媒体在年前年后才作一番“留客”的呼吁是不够的。从现在开始，趁春节刚过那种尴尬和猴急还没有完全被淡忘时就采取措施：不要光把农民兄弟姐妹看成是“劳动力”，2003年的“讨要工资”已经开了个头，“城里”的政府和社会应该再接再厉，逐步解决与进城的农民兄弟姐妹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所有大事小事。再者，鸡年的春节城里能不能搞一个“迎接农民兄弟姐妹的亲人进城过年”的社会活动，铁路、公路、民航，还有城里的宾馆饭店都给他们幅度较大的向下浮动的优惠价，借以拉近“城里”和“乡下”的关系。

　　诚然，要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先为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起码条件是“城里”的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要是问问在城里过年的流动人口怎么不回家，十有八九会回答：“老婆孩子都来了”。

　　本报特约评论　唐钧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