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维权及工资清欠问题，是去年冬今年初社会各界及媒体关注的焦点，在清欠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法律问题，也值得大家深思。

　　细化劳动执法制度

　　降低民工“维权成本”

　　“有些拿着充足欠资证据的农民工却不得不从劳动监察部门的大门里迈出来，寻求律师的帮助。”替民工维权的河北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昊说，个别劳动执法部门办事推脱，高昂的“维权成本”让一些农民工放弃权利。因此，应加强劳动执法单位工作制度的细化和行为监督。

　　案例简介：孙国明等十几个民工去年6月到鹿泉市某大酒店打工，工资水平从400元到550元不等，酒店未与他们签订用工合同。从今年2月起，酒店开始欠发他们的工资。5月份他们去找酒店负责人，负责人给了每人200元到1000元不等，说剩下的先欠着，给打了欠条。到了9月初，他们觉得再干也拿不到工资，便找到鹿泉市劳动监察大队。孙国明拿着工友们一摞工资欠条说，按理说这是十拿九稳的证据，劳动监察大队该强制让酒店还钱，可是他们却被告知要到市仲裁委提请仲裁。过了近两个月，他们终于拿到了仲裁书，让酒店限期还钱。酒店没有提起上诉，但也没有支付工资。11月初，他们又找到了劳动仲裁部门，但被建议去找法院。鹿泉市法院的工作人员则说，“要立案就要交50元立案费，但是官司即使打赢了，也没有办法保证你们一定能拿到钱。”工友们不得不失望地走出了法院。

　　律师点评：劳动监察部门有行政执法权，对于一些证据确凿的欠薪企业可以迅速打出重拳，对违法用工企业有责任查处，正因为这样，那里成了民工们投诉时最先想到的地方。可就是有个别劳动监察部门，不管民工有没有证据，一股脑把难题留给仲裁部门。而仲裁程序一般要历经一两个月，即使仲裁结果下来，还要经过很长的诉讼程序，这对于“盼薪若渴”的民工无疑是一场煎熬。况且，如果民工申请仲裁时超过了离开单位的时间60天，那么就不再受法律保护，仲裁部门也不再受理。在现实中，申请仲裁的民工需要到工作单位办理证人证词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就失去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超过了时限。因此，劳动监察部门应把好维权第一道关，细化工作制度，对什么样的案件该直接做出处罚决定，什么样的案件需要移交仲裁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上级有关部门也应加强对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督，对该执行而不执行的坚决严厉查处。

　　老板恶意挟资“蒸发”是一种诈骗行为

　　河北华盛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宏伟手头有几起这样的棘手民工维权案：民工虽与老板签订用工合同，但承诺年底兑现工资的老板，却突然带着民工工资款消失，劳动执法部门以缺乏执行主体为由不予受理，民工哭诉无泪。李宏伟律师认为，这些老板以承诺发工资为欺骗手段让民工付出劳动，却卷款而逃，这已经构成变相诈骗，应由司法机关立案追查。

　　案例简介：今年4月，刘小光等5个贵州民工被一河南苏老板招到石家庄桥西搞室内装修，双方签订了简单用工合同。干活期间，苏老板只给民工发很少的生活费，承诺到年底他会一次性将工资款发给民工。民工索要了几次，有一次还提出辞职，但经不住老板一个劲地承诺，就坚持留下来干活。没想到，苏老板11月初突然不见了，而这时已累计拖欠民工工资款1万多元。民工到处找人，到现在也不见苏老板的人影，有一次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已不承认欠资这事。

　　律师点评：按照司法解释，凡是以欺骗手段获取他人财产而拒不承认（包括长期挟款外逃赖账）的，已算构成诈骗，应接受司法处置。这样的案件却因为涉及个体老板，其受害人是处于弱势的农民工而被搁置，如果是国有企业老板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另外，为加大对逃薪老板的追查，劳动监察部门事先可对辖区企业特别是雇佣农民工的个体企业建立“诚信档案”，登记企业老板的相关资料、联系方式，做好日常预防性监督检查，同时备日后追查使用。

　　维权推行“举证倒置”

　　让民工不再吃“哑巴亏”

　　河北省石家庄市职工法律援助团自去年9月成立以来，到那里举报老板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中，有近四分之一由于缺乏用工合同，欠资举证困难，而失去法律保护。受聘于该组织的河北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昊建言，劳动执法单位有必要借鉴质检部门处理群众举报产品质量问题的措施，采取“举证倒置”办法，即：如果民工举报工资拖欠，只要老板拿不出不欠资证据，就必须接受事实。这一看似偏向民工的办法会刺激老板从根本上规范用工关系，实现“双保护”。

　　案例简介：来自四川的民工陈强在保定建业五分公司打工，当初约定干一天木工38元。他今年五六月份一共在工地干了56天，但至今没有拿到一分工钱。他说，自己多次找包工头讨要，对方一直拖着不给。最近，他到保定市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但由于自己手上既没有与该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工资欠条，连工作记录也没有，监察大队说这样无法证明欠资事实，包工头死活不承认，最终还是没要到工钱。他哭着说，自己明摆着吃了亏，却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律师点评：虽然《劳动法》要求雇佣双方“应当订立劳动合同”，但农民工欠资投诉案，没签合同的达到九成以上，而且多数连工作记录都没有。劳动执法部门处理欠资案时，按照目前“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规则，农民工无疑处于被动局面，调查只能靠双方的口头表述，只有双方都认可的才可以确定为事实，这对农民工是不公平的。从源头上解决的办法自然是规范用工关系，实现这一点，加大处罚力度固然有效，但难以防止一些企业心存侥幸心理，况且即使企业挨了罚，罚款也不会变成民工工资。更有效的是可以在劳动执法时采取与“谁主张，谁举证”法律规则正好相反的“举证倒置”办法，这样，用工企业为防止民工无理漫天要价，就会逼着自己规范劳动合同关系、制定工资流水账，这对双方都公平。

　　“连环债”套住农民工

　　违规发包者应负连带责任

　　“由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拖欠款为源头引发的‘连环债’，是造成民工工资拖欠的主要根源，而往往接受处罚的是没有偿还能力的最底层的小包工头，致使维权战果变成了空头支票。”河北华盛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宏伟认为，建筑公司向无资质的小包工头发包工程本身是违规行为，对农民工欠资应承担连带责任。

　　案例简介：去年4月，河北省邯郸民工王俊杰等人从河南杨老板手中承包了石家庄某单位扩建工程的钢筋工，而该工程主体先是承包给了石家庄市一建四公司，建筑公司又把部分活儿转包给了杨老板。王俊杰去年6月份交工到现在，杨老板给过他们2000多元的工钱，其余再也没给过。他们要工钱不下50次，杨老板总是一拖再拖，到现在还欠近1．3万元，每次去要账，杨老板都说，建筑公司还没和他算清呢，现在没钱给。当他满怀希望找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时，工作人员告诉他，该工程属于转包工程，王俊杰受雇于包工头杨老板，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况且杨老板的施工队没有工商注册，劳动监察大队也无法介入，只能到法院起诉。近日，这一情况经媒体披露后，石家庄市劳动监察大队才责令市一建四公司和杨老板共同偿还了农民欠资。

　　律师点评：建设领域存在的奇怪“连环债”：建筑单位拖欠包工头劳务费、包工头拖欠农民工工资，而农民工恰恰就是这条“债务链”上的最终受害者。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位于“链条”首端的欠款单位才是罪魁祸首，而执法部门在进行查处时只针对“链条”上与农民工离得最近的小包工头，往往是“榨不出油”来，而漏掉了“大鱼”。

　　其实，按照《建筑法》，工程发包单位将工程承包给像杨老板这样无资质的包工头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按照劳动部门“规范性文件”，造成“连环欠资”的发包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王俊杰的问题是解决了，但还有多少像他这样的农民工在苦苦求索？

　　改革执法体制　破解讨薪“怪圈”

　　“民工讨薪难暴露某些执法环节的‘软肋’，应通过执法体制的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很多维权律师这样认为。

　　“《劳动法》的有些条款对于处于劣势的农民工不太有利。”河北三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昊说，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用工单位必须和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而民工普遍存在“在城里找个工作不容易”的心理，他们知道哪个人敢和老板提出签合同，就马上会被解雇。但糟糕的是，因为没有合同，发生劳动争议，不管哪一级劳动仲裁部门都因为是非法用工而不予受理，按照法律规定，没有经过仲裁，法院就没有权立案受理。

　　“许多农民工欠资案，因为只有口头用工协议，只能采取非诉讼调解，搞‘一事一议’，很难说服老板。难怪一些农民工不得不在发生纠纷后使用武力让用工老板开出正式欠条，以求得法律上的主动，因此造成血案的已不鲜见。”河北中宇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怀印说，虽然目前劳动监察部门正加大对非法用工查处，但这种“地毯式”的查处没有系统性，而且只能着眼于短期。如何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并制订法律法规。

　　“解决农民工欠资案，还碰到了诸多法律问题：缺乏用工合同的劳动纠纷如何合理举证；因建设单位层层发包造成‘连环债’，小包工头无偿还能力，执行主体如何确认；什么样的欠资案由劳动监察大队直接查处，什么样的欠资案需移交劳动仲裁部门，劳动执法工作如何细化；老板恶意逃薪‘蒸发’后采取什么样的法律手段。这些都需要通过法规加以解释、明确。”河北华盛通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宏伟认为，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民工的法规，有必要建立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