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

　　2004年的春节前夕，江城武汉市政府救助机构的工作人员来到大街小巷，邀请沿街乞讨的流浪人员吃团圆饭。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充满温情的举动引来了许多议论。香港一家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认为政府选择时机不当，因为春节前夕正是乞丐最赚钱的时候。北京的一家媒体在报道武汉市政府的救助措施时，认为请客吃饭固然好，但如果强制收容遣返回乡，则有可能让流浪乞讨人员敬而远之。

　　作为武汉市民，我认为这些报道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武汉市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举动是真诚的，措施也是得力的。据《楚天都市报》报道，截止到2004年1月20日，已经有100余多民工获得了市政府的救助，其中超过90%的人已经被安排返乡，其余民工也在大年三十回家。

　　之所以还有一部分流落街头的人拒绝接受武汉市政府的救助，我想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流落街头的人普遍缺乏信息来源渠道，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市政府的有关政策措施，因而难以接受市政府的特别救助。那些衣不蔽体的孩子，浑身肮脏的老人大多都是文盲，他们无法通过现代传媒了解市政府的所作所为，因此，武汉市政府的各项措施对他们可能起不到作用。其次，部分需要救助的人员可能已经知道了市政府的举动，但由于担心被收容审查，因而逃离市政府救助工作人员的视线之外。旧制度在他们心底所留下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他们不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帮助。最后，也可能有一部分不需要救助的假乞丐因为害怕暴露身份，而逃避政府临时救助措施。因此，解决救助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增加信息的供给，必须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了解政府的政策。与此同时，在救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他们的感受，让他们有尊严地生活着。

　　现在，传媒报道非常迅速，市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见诸于报端。当媒体详细的描绘被救助者接受政府救助全过程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人的家属会有何感想？当被救助者看到媒体对自己狼狈不堪的落魄境遇的报道时，不知道他们今后将怎样生活？

　　社会救助是物质上的，但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如果他们获得了物质上的救助，但却在精神上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的救助是不成功的。中国俗话说，救急不救穷，春节期间对那些钱财被盗的民工来说，政府的救助部门只是在救急，而没有救穷。我们的社会救助管理办法是一个救急的办法，但不是一个救穷的办法。那些接受救助的人不需要感激涕零，更不需要出卖自己的尊严，因为社会救助制度是整个社会秩序良好运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出门在外，每个人都有着急的时候，如果因为丢失了钱财，得到了政府的救助，而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受采访，甚至做出感激涕零的举动。那么，这样的救助是不人道的。

　　我们不排除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利用乞讨的方式发家致富，但是，在救助的过程中，如果确实查明属于陷入窘境，衣食无着，举目无亲的公民，政府应该伸出援助之手。对那些以乞讨的方式获取财富的人，政府也应该进行甄别处理。我赞成对流浪乞讨人员发证管理，其原因就在于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依靠乞讨谋取巨额钱财。对那些租用残疾儿童，进行规模化乞讨的公民，应当适用刑法和行政法对他们加以制裁。对那些骗取公民钱财的假乞丐要追究其刑事责任。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流浪乞讨的方式。但是，流浪乞讨的人在追求行动和精神自由的同时，也应该学会过清贫的生活。如果以乞讨的方式谋取钱财，并且过着豪华的生活，这样的公民不允许在文明社会继续存在，因为公众还无法接受这样的财富分配方式。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没有良知和爱心是无法繁衍下去的，但是，如果爱心被滥用，那么整个社会将走向堕落。文明对待乞丐，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乞丐；严厉地惩罚骗子，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对待真正的乞丐。我们的制度不能忽左忽右，我们的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不能变形。我们不但要有救急的法律，还要有救穷的法律，只有当我们的法律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并且能够得到贯彻执行，我们期待的文明秩序才会到来。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