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禽流感疫点解剖：现行农村防疫体制待变(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06日04:59 新京报

　　当地基层经费无法保障，人员自谋生计，公益防疫有令难行河北改革乡镇防疫体制，防疫兽医分离，人员经费积弊理顺

　　此次禽流感疫情大多发生在农民的养殖场，乡村养殖大户露天养殖家禽的做法危险性更大。

　　本报记者刘炳路湖北鄂州报道本报记者陈杰摄影

　　核心提示

　　鄂州全市疫发前至少有80万只家禽未按规定进行免疫。

　　乡镇防疫体制不顺，防疫与兽医不分彼此。为谋生计，众多防疫人员忙于创收，防疫积极性不足。

　　基层疫病汇报制度缺失，1月29日鄂州市畜牧局得知疫病发生存在偶然因素。

　　家禽散养，九成当地农户拒绝日常防疫，露天养殖造成候鸟传播疫病的可能。

　　河北改革乡镇动物防疫体制，分离防疫兽医，解决了防疫人员的保障问题。

　　“这两天内，我给鸡注射的疫苗比去年全年注射的还要多。”2月3日上午，湖北鄂州市杜山镇沈家沟村，杜山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张大海（化名）正忙着给鸡注射防疫疫苗。

　　禽流感疫情的出现，并不是张大海发此感叹的惟一原因，“平常时接种疫苗的农户太少了。”张说。

　　未免疫家禽至少80万只？

　　邓锡富说，市检疫站每年会定期派人到各乡督察，“可有时我们去了也没用，兽医们都愿意搞，他们（村民）不搞我们也没办法。”

　　蒲团乡兽医站一名工作人员有类似的说法———很多散养家禽没有按照要求进行免疫，他去年多数时间在农村劁猪（给猪阉割）。

　　“其实每年我们安排的防疫次数并不少，关键是执行不到位。”

　　作为鄂州市动物检疫站站长，邓锡富负责全市的动物检疫防疫工作。他介绍说，按照规定，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对家禽分别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程序免疫，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专门针对禽出败、鸡新城疫（两种家禽疫病）等开展的强制防疫工作，家禽每年至少应该接种免疫疫苗三四次。

　　在鄂州，防疫规定和实际执行的情况有一些差异，不少农户表示，所养家禽一年一次免疫也难以做到。在发生疫情的瓜圻村，村民廖又安家里的13只鸡死了12只，他说，不发鸡瘟时，他从不给鸡免疫，只有鸡生病了，或者村里出现了疫情，他才叫兽医来注射防疫疫苗。

　　邓锡富证实，市动物检疫站统一安排的春秋两季免疫很难落到实处。“某种程度上，程序免疫有些形式化了。”邓锡富说，市检疫站每年会定期派人到各乡督查，“可有时我们去了也没用，兽医们都愿意搞，他们（村民）不搞我们也没办法。”

　　关于鄂州家禽防疫有两种不同说法，邓锡富说，每年超过50%的散养户没有对禽类按要求进行免疫；而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提供的数据是，全市大约90%的家禽参加了免疫。鄂州市畜牧局提供的数据显示，鄂州全市共养有家禽800万只，其中散养家禽约占一半以上，按照该数字推算，前述两种说法的差异在于，鄂州未按要求进行免疫的家禽是200万只，或者80万只。

　　一组数据与此相关：瓜圻村发生高致病疑似禽流感疫情后，疫点周围三公里范围内被扑杀的家禽共有1.64万只，涉及两个村的20个村小组；三公里以外五公里以内被强制消毒的家禽共有5.3万只，涉及6个村的81个村小组。

　　“如果要对80万只家禽进行强制免疫，不知道涉及的范围该有多大？”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说。

　　家禽防疫缘何有令难行

　　廖华侨说，去年一年内都没有听说有兽医要来给鸡免疫，“兽医们不找我们，我们也不会主动张罗。”

　　在鄂州，给鸡注射一针防疫疫苗要花两角钱。邓锡富说，当地的养殖户大多数是散养，几只到二三十只不等，“虽然每次只花几元钱，他们也心疼”。

　　但鄂州蒲团乡村民蔡之友认为钱并不是关键。他觉得自己只养了几只鸡，即使是发生疫病，也很难传到自家鸡身上，“就是传染了也没有多少损失”。

　　“农民对防疫不是很重视。”蒲团乡党委副书记汪东英分析，按每家养鸡20只算，每只卖15元，再加上鸡蛋，一年可以挣三四百元，最多占家庭农业总收入的1/10。

　　但瓜圻村村民廖华侨却不这么看。“主要还是看上面的态度，如果兽医们都主动了，也积极宣传，老百姓不会在乎这几块钱。”廖华侨说，去年一年内都没有听说有兽医要来给鸡免疫，“兽医们不找我们，我们也不会主动张罗。”

　　对于家禽防疫，兽医与养殖户谁该更主动？问题的背后是现行动物防疫体制。

　　2月5日，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现行动物防疫体系还有薄弱环节。

　　中国现行动物防疫体系由市县乡三级构筑，鄂州市面积较小，未设区县级动物防疫检疫部门，市动物检疫防疫部门直管乡镇相关部门。

　　在这个体系中，鄂州市畜牧局负责全市的畜牧业管理，下设动物检疫站和兽医站，负责全市动物检疫防疫工作的组织安排和督导，各乡镇设立的兽医站和检疫防疫站站在第一线，负责辖区内动物防疫的具体工作。

　　如此布局，乡镇动物防疫部门便肩负着农村防疫的重担。

　　防疫与兽医为何不分彼此

　　检疫编制的人员负责防疫，兽医编制的人员负责动物医疗。但在实际操作中，“两拨人的业务全混在了一起，”邓锡富说，当地人将两拨人统称为“兽医”。

　　2月3日，记者在当地所见，在鄂州市蒲团乡政府对面，一座二层小楼挂着两块牌子，一是“蒲团乡畜牧兽医站”，另一块是“蒲团乡动物检疫站”。

　　邓锡富介绍，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检疫站编制4人，兽医站编制10人，检疫编制的人员负责防疫，兽医编制的人员负责动物医疗。但在实际操作中，“两拨人的业务全混在了一起。”邓锡富说，当地人将两拨人统称为“兽医”。

　　一个问题是：基层兽医站和检疫站都属于自筹资金性事业单位。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说，工作人员的工资来源于营业收入。为了保证“兽医”们收入，鄂州市各乡镇普遍实行了防疫治疗包村到人的制度———检疫人员和兽医全部参与分组，每人负责一两个村的禽畜防疫和治疗工作。

　　防疫人员到处去劁猪的原因正在于此。邓锡富解释说，动物防疫是公益行为，盈利不足；动物医疗是经营性活动，有利可图，两者很难统一。鄂州市动物检疫站单双祥说，由于创收少，兽医自然对防疫工作缺少积极性。

　　基层防疫人员月入几百元

　　各镇的兽医工作人员每月收入只有400元左右，少的才两三百元。

　　“比干部低，比农民少。”身为市畜牧局局长的陈新阶也这样形容基层防疫人员的收入。

　　但基层防疫部门的“兽医”们也有苦衷———现行体制下，他们的收入缺乏保障。

　　邓锡富说，各镇的兽医工作人员每月收入只有400元左右，少的才两三百元。当地一名兽医解释说，自己的收入直接跟所承包村村民的养殖数量有关。

　　“比干部低，比农民少。”身为市畜牧局局长的陈新阶也这样形容基层防疫人员的收入。

　　“就是这几百块钱，也不能完全拿到手。”邓锡富介绍，基层兽医站和检疫站都是事业单位，按照有关规定，兽医人员还需缴纳养老保险，名为“统筹”。每名兽医需要缴纳档案工资的22%，而每人的档案工资一般在六七百元以上。

　　“兽医”们的这种“统筹”要交到60岁，以后每月可以拿到六七百元的养老金。邓锡富说，有的兽医常常借钱交统筹。

　　“怎么也得把统筹挣上来，要不就没有养老金了。”鄂州庙岭镇56岁的兽医廖可才身体不好，但他照样得搬药品、搬鸡饲料。蒲团乡一位57岁的老兽医情况好些，兽医站让他在下属商店当了营业员，“没什么人来买药，他们就是让我挨到60岁。”

　　“我们还要交几十年。”当地一位年轻的兽医说，最难熬的是他们。他对按档案工资缴纳养老保险很不理解，“实际收入没有那么多。”邓锡富证实，兽医站是事业单位，社保有政策限制，若有人不交统筹，兽医资格将被取消。

　　为谋生兽医“不务正业”

　　邓锡富这个动检站站长对现实表示无奈，他说，当地几乎已没有专职兽医，“有的搞养殖种地，有的做起了生意，确实影响了防疫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们的积极性能不受影响吗？”邓锡富介绍，为了谋生，当地很多兽医开始不务“专业”。

　　张汉云曾是鄂州杜山镇兽医站站长，去年辞职办起了一家“综合服务公司”，夫妻两人卖些饲料等物品。“虽然效益不怎么样，可也比当站长拿的钱多。”张汉云的妻子说，很多兽医因为收入低，都开起了小差。

　　“我们也没有办法，总得让他们吃饭吧。”邓锡富这个动检站站长对现实表示无奈，他说，当地几乎已没有专职兽医，“有的搞养殖种地，有的做起了生意，确实影响了防疫工作。”

　　从去年开始，鄂州市畜牧局给每位基层防疫人员每年发放1000元奖金，据说是为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但这笔钱折合下来每月不足百元。

　　防疫资金投入不足

　　全市有100万元的防疫药品，平均到每个村也就5000元。这位兽医说，仅发生疑似禽流感的瓜圻村就有1.2万只鸡，这些药品仅够给鸡做两次防疫。

　　在鄂州市众多基层防疫人员看来，当地防疫资金的投入不足不仅反映在人员工资方面。

　　据鄂州市财政局副局长肖运香介绍，鄂州市财政每年拨款20万元投入动物免疫，按照规定，鄂州下属三个区的财政应投入与市财政总额相当的防疫经费，平均每区大约6万-7万元。“实际上没有一个区进行过投入。”肖运香说。

　　肖运香介绍，湖北省财政每年也会投入与市财政相当的经费，但省里的经费以药品的形式直接发放，“这样，我们每年拿着20万元就可以换回40万元的防疫药品。”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说，为了获得更多的防疫药品，他们将药品稍微加价卖给基层防疫人员和兽医，从中可获得近60万元的防疫资金。

　　“我们就有了约100万的资金了。”陈新阶说，出此办法，实属无奈。

　　鄂州市畜牧局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算了一笔账：鄂州市共有家禽800万只，猪牛64万头，家禽每针疫苗0.2元，猪牛每针疫苗2-3元，猪牛一般每年注射两次以上。按鸡注射一次算每年需要160万元的投入，按每头猪牛每年需要花费5元防疫算，需要320万元资金，两项资金总和为480万元。

　　但陈新阶说，账不能这样算，有很多养殖户自己进行防疫。他举例说，猪牛的防疫工作肯定比家禽做得好。对于100万的防疫资金存在多大缺口，陈新阶没有明确表态，只说100万元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

　　蒲团乡一位兽医算了另一笔账：如果全市有100万元的防疫药品，平均到每个乡是5万元，蒲团乡有10个行政村、1个农场，再平均到每个村也就5000元。这位兽医说，仅发生疑似禽流感的瓜圻村就有1.2万只鸡，这些药品仅够给鸡做两次防疫。

许多农户对日常防疫重视不足，出现疫情后才找兽医注射疫苗。　　基层疫病汇报制度缺失

　　1月29日，鄂州市畜牧局接到瓜圻村村民廖华侨的电话，才知道村里出现了非正常死鸡情况。举报人说，要不是看了电视上经常播报禽流感的新闻，他也想不到要汇报。

　　从鄂州此次禽流感疫情发生的具体过程看，基层疫病汇报制度的缺失成为另一个突出的问题。

　　1月29日，鄂州市畜牧局接到瓜圻村村民廖华侨的电话，才知道村里出现了非正常死鸡情况。

　　举报人廖华侨说，要不是看了电视上经常播报禽流感的新闻，他也想不到要汇报。

　　邓锡富说，缺乏基层疫情汇报制度的直接后果是，动物防疫部门很难及时开展防疫工作，发生鸡瘟等鸡的流行传染病时，市民普遍的做法就是将自家的鸡拦起来，但这种方式很难从根本上消除疫病的扩散。

　　一直关注中国基层动物防疫体制的鄂州市动检站人员单双祥说，要不要建立乡镇一级动物防疫部门汇报疫情制度目前存在很大争议。

　　按照《动物防疫法》第二十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患有疫病或者疑似疫病的动物，都应当及时向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采取措施进行防疫工作的部署，但《动物防疫法》第六条同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属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实施动物防疫和动物防疫监督。

　　问题在于，直接跟养殖户接触的乡镇一级动物防疫检疫部门不能及时了解疫病，各养殖户也没有责任向乡镇防疫部门汇报各种禽病，单双祥说，按照法律，乡镇防疫兽医部门没有责任必须去了解各村的动物疫病。

　　邓锡富证实，在鄂州蒲团乡，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鸡新城疫、禽出败等传染性疾病，事发后，防疫部门很难短时间内了解疫情状况，或者根本就不清楚。

　　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认为，必须建立逐级汇报制度，不仅针对禽流感这样的重大疫情要进行报告，就是普通的鸡瘟等也要进行报告，而且要快报。

　　散养大户的危险

　　邓锡富说，这种散养方式一是容易在村里造成家禽交叉传染，二是由于露天饲养，飞鸟可以和家禽一同觅食，造成了候鸟传播疫病的可能性。

　　2月5日，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中国家禽饲养比较分散，冬春季病毒极易传播，人们对禽流感和防治禽流感的知识了解不够，中国防治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工作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在鄂州，家禽散养方式令现行的动物防疫体系面临严峻考验。邓锡富说，从全国疫情爆发的情况看，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养殖场发生了疫情。

　　“这些散养大户最危险。”邓锡富介绍，大户一般养殖几百只到几千只，都是一些村民在村子里或者村边随便找个地方，搭上几间小房，四周拉上几道网子就养起家禽来，湖北武穴首发禽流感疫情的养殖户陈连富就属于这种情况。

　　邓锡富说，这种散养方式一是容易在村里造成家禽交叉传染，二是由于露天饲养，飞鸟可以和家禽一同觅食，造成了候鸟传播疫病的可能性。

　　2月3日，记者在鄂州杜山镇一农户家看见，人与鸡共居一栋房，人睡前屋，鸡睡后屋。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说，禽舍没有远离村庄的现状非常普遍，缺乏基本的防疫条件，容易向人类传播疫情。

　　陈新阶承认，当地很多散养大户没有完全按规定对家禽进行免疫，很多养殖户是凭经验给鸡鸭喂药。据邓锡富的统计，当地超过90%的专业养殖户将兽医堵在门外，自己进行免疫。

　　能否改变散养方式或者禁止散养？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教授杨汉春指出，国外的养鸡场都是大型的，没有散养，中国都是老百姓家家户户养，难以控制，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老百姓。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研究员周蛟说，中国农村的散养方式还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农民增收的一种手段，但不是最有效的手段，但这是由农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不能禁止，只能从增强防疫措施入手，但可以逐步改变这种落后的散养模式。

　　有专家提出，可以发展现代化农场或一定规模的养殖基地，将目前分散生产的饲养户变成农场的饲养管理人员，通过建立安全生产体系来推行畜禽的标准化生产。

　　畜牧局长的改革设想

　　陈新阶认为，应该将乡镇防疫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由财政拨款负责其工资；同时将乡镇兽医站全面推向市场，不再纳入事业单位管理，对兽医采取行业资格证方式，由畜牧部门统一管理。

　　“基层的防疫部门和兽医应该彻底分离。”2月3日，针对现行动物防疫体制问题，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提出了他的想法。

　　陈新阶认为，应该将乡镇防疫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由财政拨款负责其工资；同时将乡镇兽医站全面推向市场，不再纳入事业单位管理，对兽医采取行业资格证方式，由畜牧部门统一管理。

　　“动物防疫工作本具有公益性，应该解决基层防疫人员的后顾之忧，使之做好防疫专责工作”，陈新阶解释说，对于分流的专职兽医可以拓宽服务领域，除进行动物医疗之外，还可以围绕畜禽品种改良、饲料饲喂、畜产品加工、开发、市场交易等参与畜牧业产前、产中、产后系列化服务。

　　“希望通过这次禽流感能促成这件事。”陈新阶说，他已经听到了一个好消息———1月29日，国务院召开第37次常务会议，总理温家宝在研究部署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工作时指出，应加紧建立和完善疫情监测、检疫网络，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和基层防疫队伍建设。

　　针对这次疫情发生所反映出的问题，邓锡富则提出应采取强制免疫措施：不管是散养和规模养殖，都必须接受程序免疫，否则不许养殖。

　　邓锡富认为，应严格执行种畜禽生产许可证制度。尤其是必须建立合法的督导执法部门，而不能单靠业务部门的兽医去执行，这就必须要改革目前中国的畜牧体制。

　　邓锡富也提到了乡村防疫监督体系的问题。他认为，大量的禽畜养殖分布在乡村，乡镇一级动检执法主体的缺位，令有效控制疫情难度增加。

　　河北基层防疫的体制突破

　　河北省规定，每2至3个乡镇建立一个动物防疫站，作为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派出机构，对辖区农村的动物防疫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原有的乡镇畜牧兽医站不再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疫病监测工作。

　　事实上，上述有关改革思路在河北省已有所突破。

　　2003年12月，河北省政府下发《关于建立健全乡镇动物防疫体系意见的通知》，启动乡镇动物防疫体系改革。

　　按照该改革体系，河北各县（市、区）根据动物防疫工作的需要，建立区域性动物防疫站，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疫病监测工作。具体操作是，每2至3个乡镇建立一个动物防疫站，作为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派出机构，对辖区农村的动物防疫工作进行监督。同时，原有的乡镇畜牧兽医站不再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和疫病监测工作。

　　“这不仅解决了农村缺少防疫执法主体的问题，也不违反有关必须由县级防疫监督部门实施动物防疫监督的规定。”2月5日，河北省畜牧局有关人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建立的乡镇动物防疫站承担《动物防疫法》和《河北省动物防疫条例》规定的动物防疫职能，其职责具有强制性和公益性。

　　“该体系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三三制”的乡镇动物防疫框架。”河北省畜牧局一位官员解释说，第一个三是指“三个体系”，即防检监督行政执法体系、畜牧兽医技术推广体系、从业兽医诊疗体系；而三个体系对应着三个层次的内容，新建的乡镇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承担辖区内动物及其产品检疫、动物防检监督执法职责、疫情监控与预测预报；乡级畜牧兽医站负责实施动物疫病免疫预防与扑灭和畜牧新技术、新品种推广，对动物的防疫结果直接接受乡镇防疫站的监督；动物医院、动物诊所主要进行诊疗阉割等技术服务。

　　另外，河北省将新建的乡镇动物防疫站确定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每站编制4至6名，并特别规定专业技术人员比例不低于80％。同时，其行政事业性收入全部上缴县级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所需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并按照有关规定，纳入事业单位养老、失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

　　一个问题是，比照河北两三个乡镇设置一个防疫站的做法，鄂州市共有20个乡镇，只需设置7-10个防疫站，按6名编制算，最多需要60人，而鄂州市现有基层防疫系统人员175人，兽医系统100多人。

　　2月5日，鄂州市畜牧局局长陈新阶承认：“我们的人员确实是太多了。”（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