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些天来，我的眼前总是闪现出我与邓大姐交往的一幕幕……

　　我和邓大姐相识在1959年3月，那时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党的工作会议，我随着尚奎去了上海。第一次见到邓大姐，虽然只讲了几句话，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大姐很亲切、很热情。在会议期间，有一天得到通知，说邓颖超大姐邀请随负责同志来上海的夫人们开个座谈会，我们都很高兴。大约有二三十位夫人参加了那次座谈会，大姐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寒暄一阵之后，邓大姐笑眯眯地说：“今天请你们来，大家见见面，拉拉家常。你们既是夫人，又有自己的工作，很辛苦。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你们照顾，你们的丈夫工作忙，责任重大，家庭这个担子必然会落在你们身上。你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要当好‘贤内助’，这就是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做好这些不容易，请夫人们多发表意见，多交流交流。”座谈中，夫人们各抒己见，谈得非常热烈，会开得很好。散会后，大姐安排夫人们到锦江饭店北楼的一个平台上照了一张合影。

　　1959年六七月间，党中央在庐山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有一天邓大姐和蔡畅大姐来到我家（当时我们住在庐山疗养院医务所旁边的一栋小房子里），正碰上尚奎不在家，我急忙请两位大姐坐下喝茶，一面叫人赶快把住在我附近的林佳楣（李先念夫人）和余叔（曾希圣夫人）请来，一同陪伴大姐，邓大姐看到我的几个小孩特别高兴，拉着孩子们的手问他们几岁了，学习成绩好不好？看到我孩子多，住的房子又矮又小，邓大姐对蔡大姐说：“尚奎对自己要求很严，把庐山好房子都给客人住了，自己住得这么挤。”我说：“这是应该的。”接着邓大姐对我说：“水静同志，这次我把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林巧稚大夫接到庐山来了，给你们这些夫人们看看病。”我听了特别高兴，真感激邓大姐对我们的关怀。

　　1960年秋天，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我又随尚奎到了北戴河。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邓大姐又召集夫人们开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内容是如何使自己的丈夫身体更健康。从工作、生活规律到适当锻炼等，邓大姐都谈到了，引起了夫人们浓厚的兴趣。

　　邓大姐性格开朗，知识面很广，她的讲话优雅、风趣，博得了夫人们一阵阵的掌声和笑声。她的讲话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周总理和邓大姐住的西花厅和林佳楣住的地方很近，中间只隔着李先念同志办公的院子。我、余叔和佳楣很要好，到了北京必定会去她家，然后去西花厅看望邓大姐。邓大姐总是极热情地接待我们，和我们谈工作、学习、聊家常，问寒问暖，关怀备至。还常常留我们吃点心，专门为我们煮红豆稀饭，邓大姐说：“这些你们在饭店里是吃不到的。”有一次，在北京邓大姐见到我和余叔，热情地把我们约到她家中，她说：“最近有位同志教我一项体育运动，名叫‘八段景’，对身体很有好处。你们还年轻，你们的书记可是要锻炼啦！”接着又饶有兴致地把我们领到院子里，亲自教我们做“八段景”。

　　大姐教，我们认真地学，“八段景”简便易学，我们一会儿就学会了。做完运动又到大姐的房里喝茶吃点心，说说笑笑的，大姐突然想起什么，说：“对了，我不久前在上海做了一件米色呢子外套，我去拿给你们看看。”不一会儿，大姐拿着那件外套出来了，那是一件浅米色薄呢小外套，V字领，前面没有钮扣，前襟两边镶了约五六厘米的彩色薄呢料子边，的确很大方，又好看，也好配衣服，我和余叔赞不绝口。邓大姐高兴地说：“得到了你们两位的夸奖，说明我这件小外套做对了。”说得我们大笑。

　　一次佳楣、余叔和我在邓大姐家交谈，玩得很开心，邓大姐特别高兴地对我们说：“今天我让你们参观一下我的书房。”我对余叔挤挤眼睛说：“今天大姐对我们破例了。”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大姐的书房不大，但很精致、大方、整洁。除了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之外，就是一大排壁橱，没有安玻璃，摆满了书，还有许多珍贵的小件工艺品，我们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那是邓大姐和周总理年轻时的一张合影，邓大姐坐在一个大草坪上，周总理半躺在大姐身边，似水柔情，溢出镜框。邓大姐拿起那张照片，擦拭着说：“这是恩来从法国勤工俭学回国时照的，已经几十年了。”一种甜蜜、幸福的情感，十分自然地流露在她的眉梢、嘴角之间。

　　1964年初夏，尚奎经中央同意去北京友谊医院打肝蛭虫，我们取道上海去北京。在上海市委领导准备的宴会上，遇到了罗瑞卿同志和夫人郝治平，他们热情地邀请我们搭乘罗瑞卿同志的“伊尔－18”专机进京。飞机一到南苑机场，就见到了邓大姐，她是受周总理之托来接罗瑞卿同志的。我们很高兴地问候了邓大姐并告知尚奎来京治病的情况，邓大姐关心地询问了尚奎的身体。

　　过了几天，尚奎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我一个人住在北京饭店，邓大姐经常叫她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询问尚奎的病情，问尚奎对打虫药是否有药物反应，秘书说打虫药毒副作用大，总理和邓大姐都很关心。大姐还让身边工作人员给我送水果和鲜花，陪我聊天，我很过意不去。把这些告诉尚奎，他动情地说：“总理和邓大姐一向是这么关心和体贴同志的。”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邓大姐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和邓大姐明晚请我们到他们家吃饭，要我在住地等候，会派车来接。

　　次日傍晚，我乘邓大姐派来的车到达总理和邓大姐在钓鱼台的临时寓所。这时，广东省长陈郁已经在座。邓大姐笑嘻嘻地说：“昨天宋庆龄副主席托人从上海捎来几条鲥鱼，挺新鲜的。恩来说鲥鱼就要吃新鲜，把陈郁同志和水静找来共享。”

　　我说：“鲥鱼是宋副主席是送给总理和大姐吃的，我们真有口福呢。”邓大姐说：“在北京能吃到新鲜鲥鱼的确不容易。在南方，特别在长江中下游，那就不稀罕了。水静你的家在芜湖附近，鲥鱼很多吧？”我说：“我也很久没有吃到鲥鱼了，今天能在大姐家吃到新鲜鲥鱼，我一生难忘。”

　　我们边聊边等，到了晚上八点多，仍不见周总理回来。邓大姐说：“算了，不等了。我们先吃吧。”

　　几道菜之后，鲥鱼也上了桌。我忽然想到了总理，便对邓大姐说：“大姐，给总理留了菜吗？”“不用留，”邓大姐笑着说道：“我们吃剩的，厨师会给他留下。”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也很不理解，怎么能让总理吃我们的剩菜？邓大姐说：“水静，你不知道，恩来有一副天生的好肠胃。他经常不能按时吃饭，也不许我给他留菜。老是说，剩下的热热就行了。”

　　我说不出话，心里百感交集。1976年2月，周恩来总理逝世不久，尚奎和我的心情特别悲痛。他要去北京治病，我也患了心脏病，便一同去北京治疗。在南昌动身前，尚奎就和我商量好了，到了北京，一定要去看看邓大姐。

　　二月的北京，寒风怒吼，刮人欲倒。灰蒙蒙的天空，直往下坠，人民英雄纪念碑像个巨大的惊叹号，压在人们的心头。树上、墙边，仍然可以看到许多花圈、白花和黑纱，北京还在为失去周恩来总理而哭泣。触景生情，尚奎和我忍不住内心的伤感，恨不得马上能见到敬爱的邓大姐，哪怕是看她一眼，给她一点安慰，我们心里也会好过一些。还未住进北京医院，我们就找到林佳楣，请她转告邓大姐，我们想去看望她。过了几天，林佳楣来医院看望我们时，对我说：“你和尚奎的意思，我已经转达给大姐，可大姐说，谢谢你们，一切心领了。她现在闭门谢客，许多外省来的同志她都没见。她希望你们好好治病，安心休养，将来一定有见面的机会。”尚奎听了，叹了口气说：“那就以后再说吧。”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我在想，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姐一定有说不出来的苦衷。

　　那次我和尚奎在北京住了很长时间，从北京医院出院后，住在京西宾馆休养，这里住了许多军队和地方的老同志、老朋友，如刘志坚、谭政、杨得志、罗瑞卿夫妇、谭启龙夫妇等等。

　　直到10月，“四人帮”被打倒，全国上下人心大快，一片欢腾。11月初，尚奎的病虽然尚未完全好，就急着要回江西工作，他说要把失去的工作时间补回来。我拗不过他，医生也说服不了他。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晚上，我们来到佳楣家看望先念并向他们辞行。谈了一会儿，我问佳楣：“我们都要回江西了，今晚能不能看看邓大姐？”佳楣说：“好，我联系一下。”她打完电话就对我说；“邓大姐说很想见见你们。”我和尚奎刚要起身，那边却打电话来对佳楣说，邓大姐已动身到你家来了，请等着吧。我看看手表已近九点了。我说，这么晚了，还要大姐走过来，真过意不去，还是我们过去吧？

　　正说着，邓大姐就到了，经过十年浩劫，头一次和邓大姐见面，分外亲切、兴奋。邓大姐看看尚奎脸上气色不错，便对我说：“水静呀，这些年你把杨老的身体照顾得这么好，红光满面的，是个有功之臣啦！”我说：“大姐，我们很想你，总理逝世后，我们非常悲痛，担心大姐的身体，今天见到大姐很健康，总算放心了。”

　　“我知道，佳楣跟我说过了。”大姐又深情地说：“许多同志和你们心情一样，到了北京都想来看看我，有的同志还邀请我到外地去疗养、散心，我都心领了，谢绝了。谁都不见，那儿也不去，为什么呢？因为‘四人帮’还在台上，猖狂地为非作歹。我不能动，我是要守住这个家，看好恩来留下的文件、信件和材料，不能被他们抢走了。我不见你们，是为了避免连累你们。杨老呀，恩来在‘文革’中为了保护你们，花了很多心血，冒了不少危险，如果你们来看我，‘四人帮’知道了，就会找你们的麻烦，再次迫害你们。你看，现在，我不就来看你们了吗。”

　　听了邓大姐这一番话，我才恍然大悟，大姐的用心多么良苦啊！

　　从先念家出来，汽车驶上长安街，我回头，似乎还感到那情份，那笑声，还留在佳楣家；还留在中南海上空。许多年后的今天，邓颖超大姐的音容笑貌恰似昨日仍在我眼前……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原第一书记杨尚奎同志的夫人）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