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对中行建行注资后，给国内外金融市场传递出中国加快国有银行改革的积极信息。最近公布2003年业绩的中行和建行，表示已经将2003年的绝大部分利润用于冲销不良资产，并宣布了上市的目标。实际上，在注资之后，还有更多的问题值得关注。

　　较之1998年的资产剥离，此次注资是实质性的资金注入，动用的资源既包括中行建行原来的资本金，也包括2003年的盈利，还包括此次注入的外汇储备。从时间上看，这是国有银行在2006年开放银行市场之前的重要改革机会，在此之前，不可能依靠商业银行自身的能力来消化庞大的不良资产，在背负庞大不良资产包袱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也难以有效率地改进经营管理。

　　但是，目前看来，在注资之后，还应当重点关注五个方面：

　　第一，资本充足率的可持续性。注资之后，即使大规模核销不良资产，在适当补充次级资本之后，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当年保持在8％是有可能的。但是，考虑国有银行的资产扩张速度，每年都是在20％、30％甚至更高的速度进行，国有银行的盈利能力预计不会显著高于2003年这样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份，因而在注资之后的不长的时间内，国有银行就可能再次面临资本金不足的问题。此时，国有银行的可能选择，或者是上市，或者是寻求新的股票发行的机会，或者是收缩自身的业务。如果要实行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约束，那么，在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不太可能明显改进的条件下，业务的收缩就难以避免。

　　第二，银行不良资产处理进程中的监督制约机制。1998年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资产13000亿元，为了清理这些不良资产，专门成立了4家资产管理公司，尽管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进展并不如预期的那么乐观。反观这一次的注资行动，也会相应伴随相当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清理，而目前中行和建行都宣称在不长的时间内寻求上市，如果要在上市之前大规模地清理、核销不良资产，可能会形成一个不良资产清理核销的突击性高潮，其间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

　　第三，是否对不良资产的状况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此次动用庞大的资源用于国有银行核销不良资产，实质上动用的是公共资源来为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买单”，其理论基础是因为国有银行承担了改革的成本。那么，对于这些即将由公共资源买单的不良资产，就应当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加强公众的监督。实际上，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形成，在时间段上主要是1992－1993年、或者是1997－1998年等几个经济周期波动较为剧烈的时期，从地区分布上广东、海南等地区特别突出。对于这些时段、这些地区的不良资产，是否归结为承担改革的成本还有待观察。

　　第四，注资之后的国有银行是否有合格的股东。汇金公司是不是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股东值得关注。例如，汇金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约束和激励来监督这两家银行的运营、是否有足够的决策机制来保证汇金公司行使股东挑选经营者等的权力、如何考核汇金公司的经营业绩等等。目前看来，汇金公司的职能类似于新加坡动用储备进行投资的国家投资公司，但是实际上新加坡的国家投资公司的投资效率是比较低的，并不是值得仿效和学习的样板。

　　第五，大规模核销和注资之后的商业银行是否能够保持较低不良资产记录。在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过程中，海外投资者最为关心的，并不是动用了多少资源来冲销和剥离不良资产，也不是聘用了多么有名的投资银行，而是银行内部是否建立了足够的风险管理机制来防范新的不良资产的大规模发生，因为在已有的经营记录中，这些银行有的只是几次集中形成大规模不良资产的记录，还没有经营业绩出色的持续的记录，因此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就必须要在风险管理政策与流程方面作出切实的显著改进。

　　从国际银行监管的趋势看，银行业涉及到十分广泛的公众的利益，因此，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即使银行业不是上市银行，也应当像监管上市的公众公司一样，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特别是要加大信息披露力度，上市的银行的要求就应当更高。在注资、不良资产核销以及随后的业务整合、风险管理改进方面，国有银行也应当加大信息披露的力度，增进公众的监督，以保护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