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是争论经年的话题了。自政府上个世纪90年代末提出教育产业化以来，反对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到最近，这种反对的声音终于看到了效果，政府公开宣布将放弃教育产业化了。

　　在讨论教育产业化的是非之前，必须搞清楚，到底在哪些方面教育产业化是有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一刀切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就几年来教育产业化的实施情况来看，的确解决了过去许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教师的待遇问题。

　　当然，我并不认为教师待遇只能通过增加收费来实现。但是，限于国家的财力有限，以及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GDP导向，各级政府不能或不愿大量增加教育投入。实际上，这正是导致教育产业化政策提出的理据之一。

　　归结起来，这无非就是一个教育投入的问题。由于投入不足，难以提供足够的教育产品，不能为学生提供足够多的受教育机会，也留不住教育系统的生产者———老师，使得教育产业化成了当时教育系统几乎惟一的出路。可以说，教育产业化是被逼出来的。

　　在实施教育产业化之后，一方面公立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收费权力，为改善教师待遇、增加教育投入提供了源泉，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社会办学的积极性，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已涌现出了大量的民办学校，直接弥补了公办学校的不足。这些，都使得教育呈现出了比前几年快得多的发展态势。

　　然而，教育产业化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各级学校普遍收费失控，导致中国的学费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短短数年，子女教育就成了中国家庭的主要开支项目之一。沉重的学费负担使许多穷孩子上不起学，进一步加大了本已很大的收入差距。在许多中小学，学生已根据家庭贫富分成三六九等，在学校里就造就了社会鸿沟。由此引发的怨声载道，使教育产业化成了众矢之的。这又导致政府叫停了教育产业化。

　　那么，在收费办教育和维持义务教育普遍性之间，就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了吗？

　　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划分教育产业化的边界。在中小学义务教育方面，以国家财力为主进行提供，保证无论家庭环境如何，都有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机会。事实上，作为宪法义务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不仅仅是家长的义务，它更是政府的义务。根据宪法的规定，政府是有义务为所有孩子提供免费就学机会的。政府以公共开支为适龄儿童提供义务教育，于情有理，于法也有据。

　　但是，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现实的情况是，单单依靠公共开支，并不能为所有适龄儿童提供读书的机会，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了。面对这样的困局，一刀切的叫停教育产业化，并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如果因此对各方投资办学的热情造成打击，还会恶化教育投入问题。

　　较为可取的办法，是教育产业化与义务教育并举。公办九年制义务教育停止产业化，以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高中以上的公办教育，以及民间办学和私立学校，则继续推进教育产业化，包括民办中小学，都鼓励其产业化经营，以鼓励民间教育投资，弥补公办教育的不足，并为教育市场提供更为多样化的产品。

　　在此基础上，还应该继续试验公办教育的多种形式，例如在浙江长兴和湖北监利行之有效的“教育券”制度。坊间对该试验多有误解，认为有产业化之嫌，有违公平。实际上，“教育券”制度与教育产业化并不是一回事。“教育券”仅仅是义务教育实现的另一种形式。学生们凭券读书，与到公立学校免费上学，是完全等价的。

　　在教育产业化问题上，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应当看到产业化有利的一面。更应该看到，教育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收取费用，并提供服务的产业。教育不能产业化，只会阻碍教育的发展。冀志罡（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