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黎明

　　2003年冬的一个夜晚，我接到阿富汗驻华大使凯亚木丁·劳伊的电话说，阿富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阿卜杜尔·加福尔·拉旺·法尔哈迪大使将到北京出席一个国际会议。

　　听到拉旺·法尔哈迪这个名字，我为之一震。他可是40年前阿富汗外交部的掌门人，1971年我从阿富汗离任后再未与他谋面。后来只听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他流亡到了国外。1982年，北大教授张鸿年曾告我，在巴黎的一个研讨会上，他偶遇在法国某大学教授波斯文学的拉旺·法尔哈迪，他问候我。

　　“9·11”事件后的一天，我在电视中突然看到了拉旺的面孔，发现他坐在了联合国阿富汗的席位上，真是兴奋不已！那时我就预感，世界很小，我们会再见面的。

　　在劳伊大使的安排下，我终于在北京与拉旺见面了。真是人生如梦，30多年前曾代表阿富汗在大国间纵横捭阖的法尔哈迪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但他精神依然矍铄，还像从前那样乐观、幽默。我问他：“当年阿富汗发生政变时您在哪里？”他立刻反问：“您说的是哪一次政变？”因为自1974年达乌德发动政变推翻查希尔国王后直至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阿富汗曾发生过多次政变。1974年政变时，拉旺任驻法国大使，不久就被召回喀布尔。1979年苏军入侵后，他被捕入狱，两年后他获释和家人以难民的身份逃亡欧洲，在法国一所大学里教授波斯文学。1992年2月阿富汗各抵抗组织成立临时政府，请他出山代表阿富汗新政府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展活动，他又从巴黎到了纽约并从此接管了阿富汗驻联合国代表团。不久阿富汗内战爆发，这位资深的外交官竟不知道自己应该代表哪个阿富汗政府。1997年塔利班攻占首都喀布尔并宣布成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解除原派驻国外的所有大使的职务，法尔哈迪也在其中。但是由于联合国不承认塔利班政权，塔利班派往联合国的代表被拒之门外，拉旺也率领阿富汗驻联合国使团的外交官抵制了塔利班的代表进入代表团的驻地，直至2001年末塔利班政权垮台，阿富汗临时政府成立，他再次被任命为阿富汗驻联合国代表。

　　遥想当年，拉旺·法尔哈迪在喀布尔政界和外交界真可谓无人不知，谁人不晓。

　　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渐上升，特别是在亚非国家中声望很高，而且敢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抗衡。阿富汗极需借助中国的力量保持它的中立和不结盟地位。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阿关系进入了一个小高潮。从1963年签订《中阿边界条约》到1964年查希尔国王访华、签订《中阿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其中无不凝聚拉旺·法尔哈迪的心血。1965年我被派往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工作，本来无缘接触像拉旺·法尔哈迪这样的高官，只因我担任大使翻译，充当了大使与他之间的桥梁。时间长了他熟悉了我这张面孔，我也常受大使的委托直接打电话与他联系。

　　谁也无法预料的是，1966年3月刘少奇主席访问阿富汗后不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忙着落实刘少奇主席访阿成果的阿富汗毫无思想准备，被中国这一突如其来的事变搞懵了。

　　“文革”十年，其中有5年我在驻阿富汗使馆工作，我是那个时期中国“抗议外交”和“革命外交”的见证人。使馆常为当地报纸上刊登西方报刊批评和调侃中国的文章和漫画向驻在国外交部抗议，阿富汗军警阻止阿富汗人观看中国援阿工程技术人员在工地放映革命电影，双方发生冲突，大使馆又到阿外交部抗议，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抗议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而代表阿富汗接受中国大使馆抗议的不是别人，正是拉旺·法尔哈迪。每次都是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和智慧巧妙地化解了矛盾。30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次相见我忍不住问拉旺，为什么那时能有这么大的耐心来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拉旺回答，他当初并不清楚中国搞的“文革”是怎么回事，但他曾多次接触过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他们对阿富汗这样的小国非常尊重，他相信这些事一定不是中国政府的本意，很可能是一些激进的年轻人一时冲动所为，他坚信这一切都会过去的，而两国关系不能因此受损。一席话不禁让我对这位阿富汗资深外交官肃然起敬。

　　去年9月，我重新踏上阿富汗土地，亲眼目睹经历了几十年战乱的阿富汗人民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我们要感激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在这里播下的友谊种子，也要感谢为维护和发展中、阿两国友谊作出过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拉旺·法尔哈迪。拉旺·法尔哈迪来自一个多难之邦，仅凭一个外交官的能力不可能改变国家命运，但是他热爱和忠于自己的祖国，为了维护祖国的最高利益，他将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才能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值得我这个同行尊敬的。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为新阿富汗的重建再作贡献。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06日 第十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