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念申

　　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大，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外的学术界就开始呼吁希望依法开放有关档案。近日外交部有计划地解密建国以后的外交档案，有关学者认为，这是我们国家在外交工作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副主任牛军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说，以前中国学者研究中美或者中苏关系的历史，只能依靠美国或俄罗斯已经解密公布的档案材料，这对我们自己的研究很不利，造成了中国学者在参加国际上的学术讨论时，没有本国的档案材料作为依凭。“我经常担心我们只凭借已有的公开材料研究半天，结果人家拿出一份国家档案，告诉你全不对。”

　　他解释说，使用外国材料进行研究，很容易出现偏差。因为任何国家的档案都必然包含本国的意识形态倾向，即使客观记录同一件事情，所使用的话语也不会相同。他举例说：“比如我们在研究中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会谈，材料完全是根据美方的；而去年钱其琛出版的《外交十记》里记录的内容，就和美方公布的档案有差异。还有比如‘魏史言’发表的回忆尼克松访华文章，里面公布的会谈内容，也和现在美国已全部公布的档案不太一样。”牛教授介绍说，目前整个学术界都很强调“比较档案”，仅凭任何一个单方档案都不足以构成可信的历史研究。“学者们总是希望研究有客观依据，否则不但对学术不利，也不利于我们总结过去外交政策制定中的经验，不利于认识自己，不利于我们今天的政策制定。”

　　长期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的牛军教授认为，外交部此次开放档案意义重大。他说：“外交部迈出的这一步很关键，表明我们有按照国际惯例、法规公布档案的自信。”近来他已接到外国学者来信，询问档案的公布和查询情况。“这说明国际上对此也很关注。作为学者，我们感到很鼓舞。”

　　中国有句话叫“外交无小事”，长期以来，似乎外交只是高层官员才能触碰的事情，而现在普通老百姓也可以逐步了解过去的外交过程。尽管目前公布档案的年代和数量还有限，但这已表明中国外交的一个重大变化，特别是在观念上的重大变化。

　　牛军教授进一步结合最近外交部的一些新举措，比如外长李肇星和公众直接进行网上对话等，认为这一系列动作说明，中国一些政府部门在逐步改革，以跟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变化。他说：“外交涉及到国家民族的重大利益，任何国家都有秘密的内容是不能轻易公布的，尽管如此，人民也应该有一定的知情权，政府部门应该积极配合。外交部站在对外关系最前沿，涉及面也比较广。逐步公布档案，这对外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形象，对内涉及到对政策的总结。”因此牛军认为，这是一项“必须要做，早晚要做”的工作。

　　《环球时报》〔20040204　第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