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清官政治，但不反对清官本身。

　　反对清官政治，是对人治的否定；

　　不反对清官本身，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可能减缓一方民众的疾苦，更重要的是，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变革的临界点，具有现代政治思维且能躬身厉行之人处于一个领导的位置上，就可能对那个地区加速这种变革的到来起到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

　　就像邓小平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巨大贡献一样。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已经发展到了那一步，假设邓小平当年也坚持“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进程又会如何？这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说一句“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这样的大话是很容易的，但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这就像一个小球处在山顶的位置，正处于山顶的——最接近小球的那个人是把它推向山的阳面，还是推向山的阴面一样，虽然不需要很大力气，但此时他的选择和决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宿迁的仇和与长治变法的吕日周的确很相似，他们在地方强力推动的一系列变革措施，仍然可能面临“人去政息”的反复可能。但是，我们既然能高度评价邓小平对中国的走向之举的历史作用，为什么就不能高度评价吕日周、仇和们在一个地方变革的历史作用。

　　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向法治社会转型的临界点，当今中国的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这样能把小球推向山的阳面的人。而吕日周、仇和这样的地方官员的相继出现，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他们诸多作为也都触及了制度变革本身，这也从另一面印证着中国社会的变革——向法治社会变革的加速到来。

　　谁最有资格评价这些地方官员的作为的好坏？应该让那个地方的民众来说话!(稿源：红网)(作者：赵牧)(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