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良堃

　　今年是江先生的九十一周年诞辰。六十年前，我进入位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受业于江定仙先生的门下。我学习的专业是理论作曲，当时班上有十位同学，江先生任我们的主课老师，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在他的精心教育和全面的关心下，他的众多弟子在后来新中国的音乐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也是非常显著的作用。

　　我跟江定仙先生在国立音乐院学习了五年，他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江先生二十年代就学于上海音专，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作曲专业和钢琴专业。在中国音乐初创的时代，这种多专业的音乐专门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能够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得到这样高水平老师的教授和指导，可以说是当时抗战学子中的“幸运儿”。江先生的教授非常严谨也非常严格。我们学习的每一个科目，以至每一个习题的练习，都是在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合理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我们所学专业有和声、对位、曲式等科目，现在一般的教师批改学生作业，往往是老师将学生的作业拿回去，把错误标出，然后发给学生再看。而江先生批改作业则完全不同，所有习题，都是由我们师生“共同”来批改；先生亲自在钢琴上当场为我们弹奏、讲解、批改。这使我们专业的学习既扎实又灵活，非常好地训练了我们音乐专业的能力。

　　他在教授我们学习时，并不死板地按照“规则”行事。记得第一次交和声作业，我做的和声习题中有一个“隐伏五度”。这在和声进行中是错误的。江先生一边弹奏我的习题一边说，“这里有一个‘隐伏五度’，从规则上说是不对的，但听起来还可以”。

　　江先生爱徒如子。班上的学生学习程度参差不齐，他很关心那些进度较慢的学生。因而安排进度较快的学生去辅导他们，使得同学们的关系很融洽。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先生过生日、结婚、生子的日子，江家就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师生欢聚一堂，亲如一家。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的形势好转，学生的民主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领导这些学生运动的同学，有很多都是“江家班”的学生，他们学习成绩好，在同学中很有威望，江先生非常关心和支持我们这些进步学生的活动。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学生的民主运动遭到当局政府的镇压，进步学生遭受迫害。1946年学校从重庆迁到南京，学校当局借故开除了马润源、朱石林等三名进步学生，江先生挺身而出，仗义执言。1947年爆发的“5·20”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学校当局准备配合对进步学生施行“逮捕令”。在学校为此召开的校务会议上，江先生据理力争，与杨荫浏、曹安和、黄友葵、杨柏华等教授一起，合情合理地劝解校长，义正词严地向校方提出抗议，有力地阻止了他们的行动，争取了时间，使得大多数进步学生能够在国民党当局逮捕行动之前得以安全地撤离南京。

　　1944年，以我们“江家班”学生为核心，成立了学生社团“山歌社”，探索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当时对民族民间音乐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西方音乐先进、中国音乐落后、民族音乐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我们“山歌社”却反其道而行之，搜集我国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各地民歌，记谱整理后配上钢琴伴奏，并组织同学举办民歌演唱会，使民歌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江先生热心地支持我们的探索，对我们进行指导和辅导，还亲自为其中的歌曲配写伴奏。我们通过搜集、整理和探索，编辑了中国第一本配有钢琴伴奏的《中国民歌选》。江先生为这本歌集作序。

　　这些生动往事使得江先生的音容时常显现在我的眼前耳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07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