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败工作中，“严肃处理”、“从重处理”、“坚决查处”已经成了亮相频率最高的词汇，以至于猛不丁听到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长薄熙来提出“凡收受200元以上的，一经查实就地撤职”时，许多人还感到有点不太适应。修仰峰先生在《南方都市报》撰文说《“收受200元就地撤职”难以执行》。真的就难以执行？其实不然。让我们分析一下修先生提出的几个难以执行的理由，就知道了。

　　其一，认定难。修先生认为200元已是个寻常数目，且难以区分贿赂与礼尚往来。“比如某领导春节串门时给上级领导的儿女送一个200元的红包，这是否属于行贿与受贿呢？”其实，这条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200元已经是标准了，上了这个标准就应当给予撤职处理。至于是通过什么渠道、什么方式收受的，不应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不知道修先生是不知还是装不知？春节给官员送礼，都不会直白地送给官员多少钱，多是以给子女红包为名。为什么要给官员的子女送压岁钱，而不是将这笔钱捐给慈善机构或送给其他更需钱的贫困户？送者受者都是心知肚明的。难道一沾上“祖国花朵”这钱就变得干净了？

　　其二，查处难。修先生认为收受200元的涉及面广，查处起来工作繁琐、任务巨大，单靠纪检部门不行，且还存在一个与抓大案要案的关系处理问题。并担心：“万一有不良分子，利用这区区的200元，‘设计’陷害异己”。查处工作量大是事实，修先生的担心也不无道理。但是，这些作为难执行的理由却是似是而非。在法治社会，一切要讲证据。收受200元，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就予以认定查处，否则，则“疑罪从无”。这与领导干部坠入“陷井”没有关系，正直的领导干部是不会坠入这种“陷井”的。

　　其实，查处难关键在于查证难，而查证难与200元这个标准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送2000元，20000元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主要还是贿赂双方暗地里交易，不容易暴露。处理这类问题只能是暴露一起查处一起，不会过多分散纪委的力量。也许有人会问：不容易暴露，规定岂不等于一纸“牛皮文书”吗？当然不是。一方面，不容易暴露并不等于不暴露。随着人际关系的不断变化，矛盾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贿赂双方在贿赂时关系良好，之后也许就曾为举报者。而那些公款行贿问题，老百姓一般多有反映；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震慑之用。将200元设定为红线，查证属实的即撤职。只要真正撤那么几个，“杀鸡给猴看”的警示效用立马会显现。

　　修先生还提出了细节等原因，这些东西都不是难执行的理由。如若非要找一找难的因素，依笔者看，还在于闻世震、薄熙来二人愿不愿做真君子。他们二人如果是真君子，那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收受200元就地撤职的一切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笔者很佩服辽宁省委的勇气和决心，在当今形势下，将“收受200元”作为撤职的标准，没有勇气和决心是不敢提出来的，因为，弄得不好这把火就会烧到高官们的身上，如不兑现承诺又会失信于民；笔者又是赞尚辽宁省委的勇气和决心的。反腐败仅唱高调不能解决问题，就需要从大处着眼，从小节抓起，有标准，有勇气，有决心，有毅力。设若辽宁省委10年前就这么勇敢地提出来，并下决心抓，我们还会看到“慕、马”大案吗？(稿源：红网)(作者：谢茂明)(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