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都市报》2月8日报道，当前的领导公选制度没有对私企和外企工作人员开放，这引起了社会一些人士的异议。广东省政协委员华贲就此指出，公选不为私企和外企工作人员设置入口是一种官本位意识的体现，关系到公选是选官还是选公仆的问题。他拟向即将召开的广东省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出类似的建议。

　　干部职位无疑是一种公共资源，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首要的原则就是非歧视性，是成就取向，而不是身份取向。任何先天性的限制都是不平等的。

　　当前的公选还有很大推进空间，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向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开放，主要是向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开放。既然可以吸收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主入党，给予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机会，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参与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才甄补模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比如说可使甄补的人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从而增强政治系统的广泛代表性。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民营企业从业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当他们在经济领域获得优势地位时，就渴望获得政治地位。所以进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输入政府的数量和层次，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权威性，强化执政党的代表性及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团结各阶层的优秀人才，以维持现行政治体系的稳定。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给予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参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竞争权利，使政府中的各级官员的出身背景、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必将使政治决策的制订过程日趋理性化，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继十六大上出现民营企业家代表后，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大量被选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进行议政参政。如果公选向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开放，则意味着开辟了一个具有自主性和竞争性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渠道，更具有民主的象征意义。

　　总之，公推公选准入条件还需要更开放更平等。当然，谁也不能要求社会各阶层的优秀人才平均分配政府职位。平等主义的界定是达到权力地位的被选举资格的平等，或者说是接近权力的资格平等，而非权力本身的平均分配。

　　更进一步说，领导人才的产生机会，诸如领导条件、教育背景、管理技术等等训练及培养的机会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公平合理的人才甄补，必然要求排除某些因血缘、性别、出身、家庭背景而产生的特定社会范围所限定的先天资格，而重视知识、能力、领导才华等后天成就。张涛（深圳教授）（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