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一位在私企工作的人士反映：当前的公选对国家公务员和国企工作人员都有报考资格的规定，却没有对私企和外企工作人员报考资格的规定，因而有大量在私企和外企中任职的优秀人才被挡在公选的大门外。广东省政协委员华贲就此指出，公选不为私企和外企工作人员设置入口是一种官本位意识的体现，关系到公选是选官还是选公仆的问题。他拟向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提出类似的建议。

　　公选作为改革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重要突破口，已在全国推广开来。但如何做得更好？如何不断完善？最大程度地实现透明、公正、机会均等的原则，实现让更多人参与进来的初衷，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干部职位无疑是一种公共资源，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首要的原则就是非歧视性，是成就取向，而不是身份取向。任何先天性的限制都是不平等的。从理论上讲，符合民主精神的选举必须具备一个最基本特征，即普遍选举，选举权不受出身、财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等条件的限制，而为公民普遍享有。

　　当前的公选还有很大推进空间，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向民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开放，主要是向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开放。从政治合法性上讲，既然可以吸收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主入党，给予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参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机会，也应当是顺理成章的。更重要的是，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参与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可以大大改善目前党政领导干部的人才甄补模型，具有极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比如说可使甄补的人才具有充分的代表性，从而增强政治系统的广泛代表性。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最显著的结果之一就是民营企业从业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当他们在经济领域获得优势地位时，就渴望获得政治地位。所以进一步增加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输入政府的数量和层次，有助于增强政府的权威性，强化执政党的代表性及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团结各阶层的精英分子，以维持现行政治体系的稳定。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给予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参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的竞争权利，使政府中的政治精英的出身背景、社会背景、教育背景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加上不同精英代表不同的利益需求，必将使政治决策的制订过程日趋理性化，有利于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继十六大上出现民营企业家代表后，民营企业家和经理人员大量出现在各级立法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中。如果公选向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开放，则意味着开辟了一个具有自主性和竞争性的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新管道，更具有民主的象征意义。

　　本报特约评论　张涛　深圳大学公共管理系教授

　　相关报道见今日Ａ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