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月4日《扬州晚报》报道，1月29日下午，一对在扬州从事社会工作的夫妇，带着10岁的儿子去文昌广场。行至万家福商城门前时，孩子发现地上有一枚1元钱硬币。妈妈鼓励他说：“拾金不昧是一个少先队员的优秀品德，应该把这枚硬币交给警察叔叔。”孩子看到附近有一名辅警正在维持交通，就走上前去，将这枚硬币放在了他的手里。谁知，这位“叔叔”当着孩子和其母亲的面，将这枚硬币不屑一顾地扔在了地上，令孩子惊愕不已。近日《新华日报》、《扬子晚报》、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媒体亦作了相同报道，媒体发出了“一元钱刺伤一颗童心”的共同感叹和谴责。我认为，除了感叹和谴责，我们更须反思。

　　就事论事看，似乎对当事辅警无可奈何，不足深究。警察对数额特小的失物处置，并无公务上的特别规定，事主并不违规，究之何据，此其一；其二，警察既不是教育家，更不是道德家，无须承担道德宣传教化的义务和责任，无法奢求一个未经正规训教的辅警素质能与正规警察比肩，更何况，从报道看事主身份究竟是辅警还是保安尚未最后确认；其三，当今人们物质条件已普遍改善，一元钱事件确乎产生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严重后果，如今不是连不少乞丐都不将一元小钱放在眼里了吗。是故依我看，对当事者除了道义谴责和舆论讨伐，若要穷追不舍其责任既无充必理由，又于事无补，且“罪过”一人担、板子打一个有失公允。

　　偶然之中有必然，作为一种现象，“警察叔叔”扔钱现象绝非偶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一种劣行，其孕育形成何止一日。扔钱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滑坡的速度和缺损的程度。遑论辅警扔钱了，君不见，近年来，一方面随改革开放力度加大和市场经济发展提速，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急剧嫱变，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受到强劲冲击和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呈现日益多元化、包容性走势。某地居然将“助人为乐”从学生守则中删除，少数国人莫明其妙地对“见义勇为”提出质疑，某地开风气之先成立有偿失物招领公司，某性学“专家”甚至鼓噪废除现行法规对卖淫女的处罚条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另一方面，我们在报纸上读到“路见不平，无人相助”的新闻还少吗，从电视上看到“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的曝光还少吗，连“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损人为乐”的奇闻都三天两头在媒体上出现，相形之下，辅警扔钱不能不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一个不争事实是，受“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环境污染，不少国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价值观严重扭曲，是非观严重颠倒，美丑观严重错乱。

　　教育与道德之间是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教育前因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后果。对改革开放前十年中国出现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现象，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高屋建瓴地一言蔽之：“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如是反思可谓一言九鼎、掷地有声。当然，老人所谓的“教育”并非狭义的学校教育，而是涵盖学校、社会、家庭、单位“四位一体”的广义教育。冷静反思，在各地文明道德教育不绝于耳、尤其是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施行已有时日的今天，上述现象之所以无有明显改观，少数地区甚至有增无减、愈演愈烈，我一向认为，与其说未抓文明道德教育，毋宁说抓而无效。不客气的说，如果仅仅止乎于技术层面缺陷倒也无话，“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令我忧心的是，基于认识层面愈陷愈深、不能自拔的误区，少数地方压根儿就未有过动真的诚意，从来就未下过碰硬的决心。以致面对中华文明日见式微、传统美德加速塌方的危局，不以为然者有之，麻木不仁者有之，无动于衷者有之，无所作为者有之。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只是官员心照不宣、讳莫如深，公众习以为常、风怪不怪罢了，无须我劳神絮叨举证。正“经”岂能歪念，假抓焉来真果，不少地方纸上“三个文明”硕果与现实文明程度糟糕形成鲜明反差之根源难道不在此而在彼欤？

　　一元钱刺伤一颗童心，事主该不该爱到谴责不是问题，问题是光有谴责无济于事，开除一个扔钱辅警容易得很，不出现下一个扔钱辅警谁能保证？我的观点是，理性对待辅警扔钱，就应将之视为一种现象而非一个孤立事件，进而以小见大，识微知著。换言之，反思比谴责更重要，设若我们“好了疮疤忘了疼”，不能从反思中找到铲除辅警扔钱之类劣行恶德赖以生存的土壤温床的“救世良方”，进而施以外科手术，令人匪夷所思的类似天方夜谭就不可能自生自灭。今儿一元钱刺伤一颗童心，明儿就有可能一元钱刺伤一代童心，但愿这是在下杞人忧天。(稿源：红网)(作者：陈庆贵)(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