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白天亮

　　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政策性障碍是产生电力紧张等现象的重要原因

　　记者：去年以来，我国不少地方出现了缺油、缺电、缺煤的现象，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瓶颈效应。您认为除了我国资源固有储量和结构的因素外，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有什么？

　　刘福垣：我想我们应当警惕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政策性障碍。这突出表现在政府部门制定鼓励或限制资源开发利用的有些政策，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常常出现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最终导致了目前的资源瓶颈。

　　以电源点的建设为例。国家宏观部门在规划时有一个重要依据：以GDP的增长速度来衡量未来几年所需要的电力。前几年我国GDP的增速一直在7％—8％之间，如果以此为依据，那么对应7％经济增长率的电力是够用的。但当经济增长出现一个飞跃时，就难免出现“电荒”。另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该不该上某方面的项目、该上多大的项目，并不是由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状况来决定，而是施加很多影响并把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把市场供求状况抛在脑后，要求“大干快上”。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宏观部门“一管就死”，地方政府“一管就乱”。

　　记者：您认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中，政府部门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刘福垣：对于石油、电力、煤炭、铁路运输这种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运营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以准公共物品的办法来运营，即完全由政府部门控制，甚至是中央政府严格地控制。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垄断正在打破，不少企业已在国内外上市，显然不能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方式就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根据各种市场信号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减产还是增产，是上新项目还是收缩战线。这应该是我国资源开发利用，特别是重要的能源产业的发展方向。

　　适当的宏观调控当然不可少。但政府要明确其调控职能和调控手段，逐步放松审批权，重点加强对企业的监管，而不应介入企业的具体经营事务和发展规划，要以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行使职能。

　　记者：这种监管职能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国已成立电监会等机构，这是不是代表着一种方向？

　　刘福垣：监管主要是针对价格和成本，监管的对象不仅是企业，也应当包括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监管的目的是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国民经济运行的社会成本。当供过于求时，要注意防止企业间的不正当竞争。供不应求时要立足于公众利益，适当约束价格，例如制定最高限价。

　　这样的一个监管机构不同于行政部门，而应当是法律赋予的，向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机构。电监会的成立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但我们要防止一种倾向，避免监管机构成为“二政府”。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09日 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