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讲的是一群没考上大学的外地孩子的明星梦。他们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了戏剧导演牟森主办的一个班。当时牟森正要排一部戏，是诗人于坚根据小说《彼岸》写的一个实验剧《关于〈彼岸〉的语法讨论》。他们在北京电影学院连演七场，每次演完了那些孩子都哭。很多艺术家都去看了，给了很高的评价。

　　蒋樾三个月后再次见到这帮孩子时，他们已经被那个瞬间粉碎的大梦扔回到残酷的现实之中，漂流在北京城里，“明星”又还原成普通人了，看得出他们非常难受，非常失落。有的女孩成了歌厅门口招徕顾客的小姐，有的男孩骑着车到处给人送方便面。他们又呆了四个月，实在撑不住了，就纷纷往回走。蒋樾跟了其中的三个孩子回家。这三个孩子特别不服气，回到石家庄的农村，又自己弄了一出戏，叫《一只飞过了天堂的小鸟》，然后在自家的地头上，给三四十个老头老太太演了一场，看完了他们鼓鼓掌。他们的梦就此消失。这部片子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一个艺术节上放映的时候，观众看完了全都站起来了，长时间地鼓掌。有个小姑娘哭着跑过来对蒋樾说，我的命运跟他们一模一样，又哭着跑开了。

　　《彼岸》是一个关于理想的叙事。导师牟森显露出他对于现实的无力与面对他人的冷漠。这些学生———段雪渊、崔亚朴、景彦、祖儿等等，经历的不是通常的理想的褪色，而是瞬间的理想的撕裂。他们或者放弃，或者坚持，但他们回到了“现实”之中。这是理想的泯灭，也是人生的复活。《彼岸》是对艺术与现实的纪录，是对理想的纪录。也是对成长的纪录，包括被纪录的人物的成长，也包括纪录者的成长。

　　而《幸福生活》像是《彼岸》的一个续篇。蒋樾纪录一个车站与两个车站工作人员的生活，他们的“幸福生活”。刘永利需要物质———具体为一户好房子，来获得自己的幸福；傅建生需要情感———具体为一个能理解自己的爱人，来获得自己的幸福。他们都努力地在现实中或者回忆（想象）中达成自己的理想，而生活事实上是非常嘈杂的，非常支绌的。事实上这种生活也还不是困苦到过不下去，但是实在欲振乏力。可能性已经降到很低很低，容不得人们再谈什么“理想”。———这个片子里，没有人用“理想”这个词，更没有人用“彼岸”这个词。他们只谈“生活”，但是他们所向往的，或者努力建设的“幸福”，何尝不是“理想”与“彼岸”从二十岁到四十岁的一个变格。

　　当在一个概念的导面上思辩时，任何结论都只能向虚无处走。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持，人类几乎难以获得终极的依靠。但对于《彼岸》与《幸福生活》来说，蒋樾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对“生活”的期待与信任。

　　和很多的“圈内人”不同：蒋樾选择了在“此岸”建设“彼岸”。

　　《江南时报》 (2004年02月09日 第十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