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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专业”作家到“职业”作家，他们有的生存于体制中，有的与体制半推半就，也有的完全自立于体制之外。他们对于那个既有的体制和今天的市场，也有着各自的体验和看法

　　本刊记者/李剑敏

　　陈村：像蚂蚁那样寻找自己的位置

　　1954年生，1985年进入上海作协至今，“末代专业作家”。

　　所谓专业作家，就是国家出钱资助了一些人。以前作协会向作家交待任务，现在已经不管作家写什么题材了。我们虽然有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险，但也不算太好。不过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可以做一些不那么市场的东西。

　　靠文学是养不了人的。像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写《棋王》的阿城，现在也要去写剧本。今天的作家基本上没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但也要生活和生存。现在文学作品印数都差不多，一本书能印上一万本已算不俗，也就是说每13万中国人里，可能只有一人买了你的书。稍好一点，能卖到三五万的样子，必然会出现盗版。还有创作自由的问题。有些东西不能写，写了也不能发。我经常开玩笑说，拿了国家工资是要付代价的。作家怎么活？要么迎合市场，要么改行，这对文学生产力很不利。

　　不过商业总是比专制好，像“文革”那样什么都不能出，只能有“红太阳”。

　　虽然文学在社会中的作用还会淡化，但作为其他艺术门类的支撑，像剧本、电影、电视甚至短信，文学还会存在。原生态意义上的文学可能会有一些改变。现在非虚构的作品慢慢多了，这和国外一致，也蛮健康的。

　　文坛生态也在转变，以前自成一块，文革时只要书能出版，印数都很大，但种类少。以前有人出本书能买座四合院，今天几乎不可能了。不过出版、传媒的发达，也给了很多自由撰稿人生存的机会。

　　有名气的作家为报刊写东西，一个字一块钱甚至更高。而如果他一本正经写短篇小说，一个月也很难写一万字。即便能写，发表在像《收获》这样不是很潦倒的期刊上，千字也就一百，拿到的钱和在报纸上写豆腐块相当。所以我经常说，现在是在鼓励你不好好劳动，要学会投机取巧。

　　读者现在经常挑剔作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勒紧裤带、过清贫的日子，写一些像《红楼梦》那样的伟大作品？曹雪芹写红楼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十年里“举家食粥酒常赊”。但他好歹还能赊到酒，今天我去超市，谁肯把酒赊给我？

　　也有读者说，国家不该出那么多钱，养你们这些御用文人，写的东西没人看，你们应该辞职。但我们有时会说，其实是今天的社会不该存在这样的作品，或者今天的读者不配消费这样的作品。

　　说到作家退出作协，我觉得那是闹着玩的。像李锐就没有辞去他的饭碗(山西作协会员)，还是专业作家，辞去的只是中国作协会员的头衔。如果我也发表声明，什么都不要了，大家会一片叫好，但问题是我以后怎么生存？我能指望中国的读者养我吗？势必还是要去打工。

　　在网络兴起、影视繁荣的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看书。在一个正常的年代，文学会被边缘化。现在的作家中有两种人：新的人准备自生自灭，心态可能更好一些，没有一辈子当作家的想法，写作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不想写了，可以去干别的；而像我们这年纪的，有时会感受到老的恐慌。

　　不过我觉得，这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每个人可以像蚂蚁那样，寻找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心情舒畅、发挥作用，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这是开放社会、多元社会的后果。

　　北村：作家要有独立性

　　1965年生，1985年到1996年在福建文联工作，其间加入过福建作协，1997年至今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玛卓的爱情》、《施洗的河》、《玻璃》，电影剧本《武则天》、《周渔的火车》等。

　　作家的职业很特殊，他不是一个绝对沉默的写作者。有自己的看法，有良知的深度，在社会上起自己的作用。这决定了作家必须要有独立性。过去作家很难避免意识形态尺度的制约，现在市场的压力很大，都限制了作家的独立精神。作家应该从这些桎梏里挣脱出来，不能妥协，更好地观察现实、深入现实。

　　我没有入过中国作协。大学毕业后，因在福建文联工作之便，顺理成章入了福建作协。但我觉得入了作协后，对创作不但没有什么帮助，可能还有反作用。不是说我和作协有什么矛盾，也不是因为钱少，而是这种组织非常怪诞，很多平常不写字的人成为作家和领导，这是对作家职业道德的亵渎。

　　后来有朋友推荐我加入中国作协，但被我婉言谢绝，因为我觉得这是更大的空洞。大概在六七年前，由于没有交会费，我自动脱离了福建作协。出来后，我在心态上完全独立了。外在的挣脱非常有效，原先那种体制内的痛苦，没有什么价值。

　　与市场相比，我认为在体制内碰到的困难更大。因为体制里面的规范，未必符合人性的原则，也不符合艺术的原则，这让作家非常为难。而市场竞争虽也有恶的因素在里头，但分配原则更公平、也更自由。没有谁能赋予作家使命感或规定创作任务，做这种事是很荒唐的。作家有感动，完全来自心灵，而不是身体外部的任何原因。所以没有必要通过作协的形式，把作家收编在一起。

　　从作协出来后，我干过很多活，组织活动，做编导、策划、编剧。但我一直清楚自己是作家，写作是我自由表达的途径。现在我反倒警惕市场的压力，不能让它改变我的心灵，受其牵引，丧失作为作家的基本价值。

　　市场很阴险，但比这更阴险的是隐藏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欲望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会将人引入歧途。

　　石康：我写的都是“垃圾”

　　1968年生，自由作家。

　　我从未入过任何作协，也弄不清作协是什么组织。我问过朋友，加入作协有什么好处，他说就是十年以后，你将有机会去非洲小国转一圈。我觉得作家强调的是独立性和自由写作，不应该有什么组织。我对生活要求比较低，书的销量却比一般作家好，所以基本上能维持生活。原来我编过程序，1992到1998年写剧本，1998年后一直在写小说。第一本小说《晃晃悠悠》卖了20多万册，《支离破碎》十几万，《一塌糊涂》四五万，一共挣了几十万。写小说后就没写过剧本，除了冯小刚的《大腕》。因为我觉得影视作品有价格、没价值，只是大众娱乐提供者，讨大众喜欢，有点庸俗。搞文学的感觉，是要有点个人追求。

　　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受到什么市场压力，不是因为书卖得好。搞文学的首先必须知道，你将面临的肯定是清贫的生活。如果连这点认识都没有，不配搞文学。写严肃文学的，更称不上有什么市场压力，因为他们是纯粹为自我写作。

　　我觉得自己写的都是“垃圾”，销量太大，读者年龄层次也比较稚嫩。真正严肃一点的书，不该有这么多人看。我希望写点严肃的东西，但现在水平还不够。

　　从另一方面说，作家要学会“迎合”。如果拗着性子，不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凭什么指望别人喜欢你，让你生活得更好？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不能满足他们，就不买你的账。现在很多文学刊物上的作家特雷同，没有创造出新语言、表达出新观念。语言陈腐、故事老套、观念平常，怎么可能有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