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公安分局民警。2002年2月，戴明发现他雇请的“线人”邓某已很久未给他提供办案线索了。而按照局里的规定，完不成办案指标的，将不能获得全额的工资和办案奖金。

　　几天后，急于找案子办的戴明将邓某找到了办公室。很快，两人想出了办法：找几个“小伙计”(未成年人)“做业务”(即违法犯罪)，以便抓获后有款可罚。邓某当即找到其表妹夫杨某，让他寻找“作案”人员，承诺事成之后罚得的款项可以提成；杨又选定了其表弟李某，李随即邀约了几个朋友参与“作案”。

　　经过商议，戴明、邓某又找到原在当地胜利派出所作过协查的外地人彭某，指使其充当“抢劫”案中受害人，并拿出500元钱给他作为“被抢”资金，并许以好处。2002年3月15日下午，杨某通知邓某：李某等人已做好“抢劫”准备。邓某迅速将此情况告诉戴明，并安排彭某于天黑后到沙市区蛇入山公园内等候“被抢”，同时通知杨某转告李某到时在此作案。

　　当晚，沙市区蛇入山公园内，按照事先的安排，李某等5人将彭某的500元现金“抢走”。当晚9时许，接到杨某电话指引的邓某，在沙市区红门路桥将参与“抢劫”的其中3人抓获，李某和另一“同伙”脱逃。“案子”很快交到了戴明手里，“现场破获抢劫案”的功劳归到了戴明头上，他被奖励了1500元。作为“线人费”，戴明将其中的800元支付给了邓某。

　　在办案中，戴明以不知在逃人员的真实姓名、地址为由，放弃追逃。被抓3人中有2人未满14岁，被分别罚款2000元，另一人以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得知真情的家属找到了沙市区检察院，举报了戴明和邓某。

　　2003年12月31日，沙市区人民法院判处戴明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邓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褚朝新余忠蔺凛广西胡镇途：整个事件好像一出并不精彩的电视剧，而“导演”则是“办案指标”。从正面说，“办案指标”是让警察更努力用心地去破获案件，从反面来说则是“政绩”工程的一个缩影。且不管正面反面，“办案指标”并不符合警察的行业规律。首先，警察办案具有不确定性，假若社会稳定，发案率不会高，这并不取决于警察的努力程度；其次，案件有难易之分，如果硬性规定“办案指标”，那是不公平的；再次，各个地区的发案率各有高低，即使是同一地区的警察，办案数也会因为职责不同而各异。“办案指标”会让警察在办案过程中不择手段，也往往造成警察自己的悲剧。有违公平效率标准的“办案指标”还是不要的好。

　　江苏龚大中：消除违法犯罪，应该防惩结合；但较之惩治，防范更重要。可“办案指标”却容易将警察引入轻防范重惩治的误区。一个地方治安好的根本标志是不发案、少发案，能使案件不发或少发的警察才是真正的好警察；而高破案率、高办案率，恰恰说明当地治安并不怎么样——因为只有案件高发，才谈得上高破案率、高办案率。用“办案指标”来考核警察，不仅不科学、不全面，恐怕还会误导工作。

　　江苏陈军：这种执法定额行为，并非出现在个别地方和部门，而是当前我国执法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制度，一些司法机关执法、司法下任务定额的做法盛行，如破案有任务，罚款有任务，受理案件有任务，案件收费也有任务……给破案定出太具体的指标，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如久治难绝的刑讯逼供，不少就是公安人员为了尽快破案，完成任务而形成的。这样的破案，不但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是一种侵犯，而且也不能保证破案的准确性。而现在又出现了与个人利益挂钩的破案奖罚体制，导致个别公安人员为了追求破案率，追求立功受奖，铤而走险虚造假案，这不只是“荒唐”，而且是“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