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到北大报到那天，我围着未名湖绕了一圈，眼泪刷的就下来了。我们那一代人中，很多都非常优秀，但因为时代的原因最终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在大学里，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女生，那个时候我26岁，比我们班年纪最小的同学整整大了10岁，但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我不是为我个人学习，是在为我们那一代人学习。

　　观察：从全球范围来说，今天的公共关系已经进入决策的层面，进入了战略公关的阶段。如果中国政府早些具有危机公关的意识，最初的反应就会有所不同。政府应该尽早做到信息公开，资讯透明，使流言没有太多的传播市场，让公众及时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和非典患者的救治情况，这样最初的舆论环境，包括国内和世界的舆论环境就会好一些。不光是舆论环境，非典带来的困难可能也比现在小，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建言：新闻报道要从TNT(today news today)走向NNN（nownewsnow），其中也包括“现在的新闻现在评”。当然这中间要承担风险，可能评的不太准确、不太到位，不太深入，这都没关系。事物发展是有过程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把这个认识的过程还原，也是受众所需要的。

　　论点：新闻报道实现了受众的知情权，新闻评论实现了媒介和受众的话语权。所以好的媒体应该关注百姓所关注，呼吁百姓所呼吁，既见人所见，又见人所未见。好的新闻评论则应该言人所欲言，言人所未言，言人所该言。

　　个人简介：

　　1951年11月生于北京，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82年2月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1992年评为副教授，1998年评为教授，1994年起担任硕士生导师。主讲《新闻评论学》、《公共关系学》、《新闻评论研究》、《广播电视评论研究》等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主要学术成果有《广播电视评论学》、《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新闻评论》，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新闻评论》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文《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演变、发展与未来走向》获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百篇优秀论文奖。曾获北京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北京市“三八红旗手”、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等称号。

　　涂光晋：格超梅以上 品在竹之间

　　第一次看见涂光晋老师，感受最深的就是她的“三高”：高个子、高嗓门和走路的高速度。在人大校园里，学生们经常看见她背一个书包，自行车筐里放一个书包，骑着车飞驰而过。和涂老师说话，你永远不会紧张，因为她的宽容，因为她的真诚，因为你可以和她争论，可以和她一起开怀大笑，她就像一位朋友一样和你分享她的快乐。

　　“如果你的学生像你一样，那将是我们社会的幸福”

　　马政：最近人大学生在BBS上评选人大最值得上的几门课，您主讲的《新闻评论》和《公共关系》两门课都入选了，您觉得您的课怎么能吸引这么多“挑剔”的学生？

　　涂光晋：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学生们来听我的课，很多可能是出于对新闻评论和公共关系这两门课有兴趣；还有一些学生可能觉得，除课程内容外，在这个课上还可以学到一些课程之外的东西。我把我个人对这门课程的理解，包括我对这门学科的理解、对社会的理解和人生的理解同时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在专业学习上少走点弯路，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他们能在人生道路上少走些弯路。

　　马政：您教过的一个学生回忆说，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正好是夏天，课又在下午上，教室里还特别挤，大家来上课时都是昏昏欲睡的，但是只要您一进教室，大家的精神就都来了，因为大家觉得您上课的时候精气神特别足，特别有激情，最难的是您每一节课都是这样。您是怎么保持自己的激情的？

　　涂光晋：不是我想保持，而是我觉得这件事本身就让我有激情，我所讲的这几门课和这些课所涉及的新闻传播学本身就有意思，我应该把它本身的那个意思讲出来。况且，同样要你去做一件事情，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满腔热忱地去做，还是别别扭扭、被逼无奈地去做？实际上，后者比前者付出的消耗更大。而我从小到大都是个比较乐天的人，在任何的困境、逆境中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垂头丧气。

　　马政：大家反映上您的课可能会养成某种“惰性”，因为上了您的课以后，有时候反而不必像以前那样四处搜集最新的新闻和最新的动态。

　　涂光晋：（笑）因为我老关注。

　　马政：因为您都给大家提供了，在您的课上总能掌握最新的新闻动态。如此迅捷地掌握这些资讯，有时候一群人来干都不容易，那您是怎么做到的。涂光晋：第一，可能是出于我的兴趣，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掌握新闻动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随时都在关心，对这些新信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兴趣和敏感；第二可能是我的职业习惯，因为我讲授的是新闻实务课，实务课和新闻实践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实务的原理、规则和方法的发展，来自于新闻实践的不断进步，我必须提供给学生最新鲜的案例和信息，这也要求我随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

　　马政：这是不是也是您从事研究的一种需要？

　　涂光晋：当然是了。我们在高校教书，一方面希望当一个好的教师，一方面也希望做一个好的学者，但在我看来，两种身份相比，老师这个责任更重。作为一个老师，如果你不去做科学研究，那么你讲课的深度和讲课的广度，包括学术的含量都会降低。但是，搞科研的目的不应该是为了科研而科研，而是应该用它去促进教学，让学生在学术的层面上对所学的知识和内容有所了解，以便在今后有所超越。

　　马政：在北大读新闻专业好像并不是当初您上大学的第一选择，但是你却学了新闻，而且最后还留校教了新闻。

　　涂光晋：入新闻这个门不是我自愿的，当年考大学，我报的是北大图书馆系。但是秦gui(王圭)老师看我的语文考分比较高，就把我收到新闻专业来，还面试了一下，所以我入新闻门完全是偶然的。

　　到北大报到那天，我围着未名湖绕了一圈，眼泪刷的就下来了，我们那一代人中，很多都非常优秀，但因为时代的原因最终没能走进大学的校门。在大学里，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大的女生，那个时候我26岁，比我们班年纪最小的同学整整大了10岁，但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当时的学习任务很重，我还要操持家务，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姑姑，但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觉得我不是为我个人学习，是在为我们那一代人学习，还我们那一代人的愿。

　　我们毕业时还是由学校统一分配工作，我当时实际想去中央电视台，按照我的成绩，估计去是没多大问题的。分配的时候每人可以填三个志愿，我三个志愿都没有填留校教书。但早在分配之前，系里的老师征求班里同学意见，问大家谁最适合留校，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回答：“涂光晋”，我的命运可能就这么注定了。

　　马政：对于这样并非出于自愿的选择，您有没有后悔过？

　　涂光晋：我觉得自己有一个习惯，就像最近广东非典防治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面对面》节目里回答王志的提问时说的：什么叫最大的政治？最大的政治就是把你该做的工作做好。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实在。我当过农民，当过工人，26岁时重新又当学生，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当老师。我从小到大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做什么事就要把它做好——尽我所能地做到最好，因为只要你认真把你所做的事做到最好，在付出很多的同时，你得到的也会比付出少的人要多。

　　马政：您大学的同班同学、作家马波（笔名老鬼）在大学毕业时给您的留言是：“没有绚丽之光却能给人带来温暖的是什么？那就是你”，而您另一位同学朱建中给您留言：“如果你的学生像你一样，那将是我们社会的幸福”。您觉得您的学生像您吗？

　　涂光晋：不可能都像啊（笑）。当时我看到这些话以后，真觉得有点受宠若惊。但我确实是想尽力这么去做，不是说想让我的学生都像我，而是觉得应该让学生从我讲课的内容和态度上，感受到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负责的态度，积极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不分年龄，也不分行业的。马政：在很多方面大家都觉得您非常宽容、和蔼、洒脱，和您说话也比较随便，但实际上您自己的研究生，包括您指导过的其他学生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怕您的，昨天我碰到您今年毕业的一个学生，她说她的论文提纲改了5遍，论文现在正在改第三稿。

　　涂光晋：我带的研究生，提纲没有改过3遍以下的，论文也经常要改四、五稿。

　　马政：我看过您给学生改的论文，除了文章的结构、内容，甚至每一个用错的标点符号，每一个错别字都要改过来，一篇论文拆过来倒过去仔细斟酌。

　　涂：因为要看它怎么样更合适，怎么样才能更好地回答所研究的问题。我去年毕业的一个学生，在论文最后定稿之前，有一个部分还作了比较大的结构调整。

　　马政：一方面是宽容、和蔼，另一方面却是绝不凑合；课上气质高雅，课下平易、随便；看上去很极端的两种性格，在您身上却很和谐地并存，您觉得您的这种性格是怎么形成的？

　　涂光晋：首先可能和从小的成长环境及所受教育有关，使我对很多事有比较高的要求，也有比较高的追求；另一方面，又与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有关。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当年不是插队就是兵团，当时我去的又是最苦的延安，在那儿当了几年农民，回北京后又当了几年汽车修理工，从当年可能走的“阳春白雪”的道路，转向另一个方向，真正走到“下里巴人”中间。中国是什么样，中国农民、工人是怎么生活的，我都有很深的了解。这就使我们这些人既有追求，又很实际，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如今公共关系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新闻评论”

　　马政：您从一留校就教新闻评论。大家印象中，评论大都是纵横捭阖，逻辑严密，气势煌煌，似乎男士研究起来更有优势，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领域？涂光晋：我现在教的新闻评论和公共关系，实际上是差别比较大的两门课。评论我是被迫选择的。当时与我一起留校的老师还没定下来教什么，我已经被定下来了，必须教评论。可能是因为评论课缺人，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评论时胡文龙老师对我的作业比较认可。从当初学新闻算起，教评论已经是我第三个被迫了（笑）。我对评论的兴趣是后来慢慢培养起来的。

　　马政：但是在教评论之后您开始研究广播电视评论，然后又慢慢扩展在广播电视研究的领域，这个好像是您自己选的道路，您当初怎么就看好这个领域呢？

　　涂光晋：我对电视一直都比较感兴趣，实际上从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观察思考》开播，我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但是评论的教学传统和科研对象以前都是以报刊评论为主，因为大众传媒的发展就是从纸质媒介开始，然后才到广播和电视的。80年代出版的有关新闻评论的教材，都是对报纸评论的研究，这与当时评论自身的发展状况有关。关于电视有没有评论的问题，在80年代的时候争论很大，但是到了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广播和电视有了自己的评论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最早在教学里加入广播电视评论的内容是在1987年，还曾把当时《观察与思考》的记者王永利请来讲“《观察与思考》与中国电视评论”。1990年我指导梁建增（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任）的毕业论文就是《电视评论研究》。我从80年代初期开始关注电视评论，在讲评论课的过程中从少到多地积累，从比较浅的知识层面到有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考，这样一个过程到今天一直没有停止。我能够这样比较持续、比较深入地研究广播电视评论，还要特别感谢刘志筠老师，她非常支持我对广播电视的研究，把很多原本属于她的学术研讨机会让给了我，没有老师们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在这个领域里越走越深。马政：1998年您的著作《广播电视评论学》出版，与以往的任何一本研究评论学的著作相比，视野和视角都很不一样。

　　涂光晋：实际我不想把它写成一本教材，不过由于水平有限，我觉得还是像本教材（笑）。但是我力图在研究的结构上有所突破。我是想从功能、源流、要素、结构、符号系统等几个层次上重新结构这本书，换个角度去理解广播电视评论。

　　以往的评论研究基本上是从体裁出发的，先是按写作流程，然后是具体体裁。实际如今评论的体裁、样式越来越多，不同体裁间的划分已不像原来那么清晰、那么细微；应以系统论的眼光去审视它，从类别上去区分和研究它。我是把新闻评论作为一个传播系统，作为一大类传播手段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而不是只把它作为某种媒介的某种文体。这种思路奠定了我今天给研究生讲“新闻评论研究”的基础。

　　马政：您觉得新闻评论在整个新闻传播体系中究竟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涂光晋：中国的新闻学，特别是属于实务这个领域的新闻报道和新闻编辑，从西方引进的成分占的比例比较大。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近代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并不是在中国本土创办的，也不是由中国人创办的。但中国的新闻评论和中国的近代报纸在源流上有所不同。虽然评论是近代报纸的一类文体，但是中国评论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先秦诸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运用这种文体议论国是，表达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注，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一种载体。所以中国的新闻评论不仅有它的媒介传统，实际还有它的文化传统。而这个传统一旦和新兴的传媒——报纸结合在一起，它在中国所走的一条路和西方评论所走的一条路就不可能完全相同。所以大家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早期大都参与办报活动，并以为报刊撰写评论来传播他们的政治主张。中国早期的报纸经历了一个以政论为本位的时期，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伴随着西方便士报的兴起，中国的报纸开始进入以新闻为本位的时期，即使如此，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依然举足轻重，当时的总编辑一般都要兼任报刊的社论或言论主笔。其中很多人成为当时的评论大家，如陈独秀、李大钊、张季鸾、王芸生、邹韬奋等。评论的体裁也并不仅仅限于社论，包括短论、时评、述评、杂文在内的各类体裁的评论都先后盛行。

　　中国的新闻评论也是中国社会的晴雨表，发展到最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创下了中国新闻评论史上的几个之最：篇幅之长、语言之乏味、观点之极端，文风之恶劣，真是前无古人，我也希望后无来者。而在它之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新闻评论的蓬勃发展与巨大变化。

　　马政：新闻评论的信息处理色彩越来越重了。

　　涂光晋：是的。新闻评论本身就是新闻的评论，而不仅仅是设言立说、坐而论道。实际上新闻评论是和新闻报道并存的一种信息处理与传递方式。新闻报道是对于事实性信息的收集、处理、整合与加工：而对于意见性信息的传播，很大程度上要由新闻评论来承担。过去大家对评论的理解就是评价和议论，实际上，分析、解读和预测也是评论的主要功能，包括对于事物的规律性认识与前瞻性的分析，对于事理的解释与剖析、对于道理的探讨与求证，当然最终可能深化到对于哲理的某种感悟和提炼，这其实是评论所具有的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方式。因为受众有不同的需求，所以新闻评论可以表现出它多种的形态，可以用多种的手法，也可能会给人多种的感受。

　　实际上，新闻评论的重要性现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关注。比如这次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开播，你会发现评论类节目大大增加，从一些专门的、纯评论性的节目，如《央视论坛》，到设置了评论性板块的杂志型节目，如《每日国际观察》，这个栏目里就既有“观”的部分，即报道新闻事实，也有“察”的部分，即对于新闻的深度解读与分析；而《法制在线》栏目的最后的一个子栏目《法律圆桌》，实际上就是一个访谈类的法制评论节目。大家甚至会发现，现在的文艺节目很多时候也要加入大量的评点，当然这些评论的方式好不好，我们还可以讨论，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媒介自己发言和受众借助于媒介发言，实际上是时代进步的一个表现。受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是同时需要满足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前者是满足受众知情权的需要，而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满足媒介和受众话语权的需要。

　　马政：所以对于评论员能力的要求，一是要能把握事实，一个是要有认识规律的能力，还包括思考的能力，从这个意义说，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教育中，和其他的业务课可能还不一样。

　　涂光晋：我觉得是不太一样。实际上新闻评论课在本科阶段就是既教“术”，又教“道”的课。“术”的差异现在越来越模糊，比如，你很难说编后和短评的区别有多大，有些社论的写法更像署名评论员文章，有些“古老”的体裁，比如时评，则突然间勃兴，几乎成了新闻评论的代名词。很多东西现在都在变化，以前评论标题与消息标题最大的区别就是精炼，但是现在一些“新锐”报纸或评论专版上的评论，标题往往很长，还有对仗式或者长短句式的标题，大家也都能接受。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变化，受众对于新闻的需求，对于新闻的理解，甚至对于新闻的审美标准也是在变化的。

　　但是对“道”的探讨是无止境的。在新闻评论的操作中包含了你对于新闻规律的认识，对于新闻理想的追求。因为好的评论最终是要用内容展现的，决定你内容的就是你的思想，你对于新闻的认识和理解。实际这种认识和理解才是最难教的。

　　马政：现在广播电视评论节目非常火，但是您曾经在《从“自己走路”到“走自己的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演变、发展与未来走向》一文中指出过，包括您也和一些业内人士谈到过，现在有些广播电视评论是有事无论，那么广播电视评发展的方向何在？

　　涂光晋：我觉得广播电视评论的“论”更多的应该理解为“析”，因为现在已经不是政论的时代，而是解读的时代，受众对于新闻事实解释、判断、预测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广播电视又有其自身的传播特性，从事实到议论，从解释、分析到得出结论的过程就是一种评论。文革的贻害之一就是评论充斥假大空，反过来这种假大空的评论，让一些人误认为是新闻评论的标准模本，然后再用它去反推，觉得广播电视里比较难于容纳这些东西，由此而认为广播电视里没有真正的评论，这是一种误解。另一方面，只报道，不分析，只有事实，没有观点，也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广播电视评论。

　　马政：除了《新闻评论》，您主讲的另外一门课程是《公共关系学》。从评论到公关，这两个学科的差异是挺大的，您为什么会选择同时研究差异如此之大的两个学科？

　　涂光晋：研究公共关系完全是出于爱好。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公关在中国掀起了一个高潮，很多大学也纷纷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我在人大新闻学院第一个开设了公共关系课。就像你提到的，我的人缘比较好，我觉得追求“人和”是公关的一个目标，能够广结善缘是公关人员必备的素质，这些和我的性格都比较吻合，所以学习公关、讲授公关完全是出于我个人的爱好，而且我觉自己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有一点长处。

　　马政：我觉得您一直以来治学都有一种求新的意识，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从一个领域跨入另一个领域，而且都还做的不错。

　　涂光晋：我比较关注现实。现实在变化，我关注的对象和我关注的方式肯定也在变化。但是并不是说我喜新厌旧，如果现在问我新闻评论和公共关系我更喜欢哪一个，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新闻评论。

　　从表面上看，公关和评论是相互矛盾的。因为作为一个职业的新闻人，新闻评论要求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责任感比新闻报道来的更为直接。而公共关系在某些人的理解里恰恰是和它对立的，公共关系不回避利益，它的最终目标也是获取利益，它和我们所说的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追求好像是相悖的。

　　但是我觉得公共关系真正的境界在于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及社会利益的统一。没有公众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满足，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得到最大的满足；而只顾自己的利益，违背社会的利益，组织最终也得不到它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环境。比如最近的非典报道，就涉及一个危机公关的问题。政府作为一类社会组织，在突然发生的疫情面前，最初是有点失措的，因为它没有准备。这里所说的没有准备，既包括心理上的，物质手段上的，也包括法制建设上和机制建设上的，但是首先缺乏的还是一个危机公关的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政府及决策者有这个意识，就会有配套的法律，就会有配套的机制，就会有与之配套的具体的措施和方法。

　　早在整整100年前，公关之父艾维·李创办宣传咨询事务所，当时他处理公共关系的原则就是“讲真话”。他认为“公众需要被告知”。在处理宾夕法尼亚州重大铁路事故时，他让记者们在最快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让他们报道事故，报道伤亡，同时也报道抢救工作和善后处理。最终铁路公司老板惊奇地发现，公开报道非但没有对己不利，反而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形象。公共关系传入中国已经20年了，但是很多人对于公关的认识还停留在请客吃饭、送往迎来，甚至拉关系、走后门的层面上。从全球范围来说，今天的公共关系已经进入决策的层面，进入了战略公关的阶段。如果中国政府早些具有危机公关的意识，最初的反应就会有所不同，此前的危机预警和此后的危机处理也会更及时，更有效。政府应该尽早做到信息公开，资讯透明，使流言没有太多的传播市场，让公众及时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和非典患者的救治情况，这样最初的舆论环境，包括国内和世界的舆论环境就会好一些。不光是舆论环境，非典带来的困难可能也比现在小，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所以，如今公共关系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新闻评论。

　　“我的最新观点不是出现在文章里，而是出现在课堂上”

　　马政：今年五一新闻频道开播当天就采访了您，您认为新闻频道的开播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传播、处理新闻进一步向新闻的本质回归？

　　涂光晋：我觉得信息传播，包括信息解读的功能是电视媒介存在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休闲娱乐，提供服务等功能。新闻频道的出现，绝对不是简单的分众化传播的结果。今天，社会公众对于新闻的关注面与关注度是最广、最高的。比如伊拉克战争，中国的老百姓平时不一定了解伊拉克问题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一旦开战，报纸的发行量、电视的收视率、网络的点击量就大幅度提高。这次有关非典的报道也是如此，大家第一关注的就是非典的疫情发布、记者招待会、以及相关的各种报道。今天的世界已成为“地球村”，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村民”发生的事情都会对其他地区、其他“村民”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受众出于自己生存的本能，也会去关注这一类的信息，新闻频道的开播就满足了公众的这种需求。

　　马政：您曾经作为首席研究员主持了中央电视台《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课题的研究，现在新闻频道开播，您觉得理想的直播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涂光晋：做这项研究之前，1998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世界著名大台主要频道及节目形态”的研究，我当时担任新闻节目研究的负责人。在研究了包括CNN、NBC、BBS、NHK、KBS等在内的世界十几个大台的新闻节目之后，我们在研究报告中就提出，新闻频道要想发展，直播必须日常化，变成电视新闻报道的常规形态；不仅那些仪式性的和可预知性的重大事件可以直播，突发性的新闻报道更应该作为电视新闻现场直播的内容和对象。

　　这次新闻频道开播的当天，正好赶上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战争行动的结束，新闻频道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直播，这就体现了将直播日常化的一个取向。从布什走上“林肯号”航母甲板，到他发表讲话，再到讲话中间和结束之后背景信息的提供，嘉宾的现场评析等，基本实现了对于信息的同步报道、解读与整合，实现了信息处理的深度加工。过去总是说新闻报道要从TNT(todaynewstoday)走向NNN（nownewsnow），实际上，这不仅包括“现在的新闻现在报”，也包括“现在的新闻现在评”。如果等你报完了，过上几天再来评，实际可能大家对这个信息已经失去兴趣了。这中间就要承担风险，即时评点可能评的不太准确，或者以后的事实证明点评的不太到位，不太深入，这都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事物发展是有过程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有过程的，把这个认识的过程还原，也是受众所需要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排斥事后的评论、矫正式、反思式的评论。

　　马政：您觉得新闻频道有能力完成您说的“现在的新闻现在评”这样一个目标吗？

　　涂光晋：我觉得它必须借助外力。在国外和港台地区，能够承担这类评论工作的人，都是从事了几十年媒体工作或者进行了几十年专门研究的资深人士。中央台现在也在借助外力，比如邀请特约评论员，像中国青年报副总编陈小川，他从事新闻评论工作已经20多年了；像《中国记者》总编辑陆晓华，以及其他一批各界的专家。专家对于新闻及相关的背景知识已经有了多年的积累。所以我觉得，中国电视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它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资源。

　　马政：资源还比较稀缺？

　　涂光晋：我觉得电视的资源不在电视本身，而在电视以外的一些地方，只要知道该由谁来说，说什么的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马政：今年年初，您作为《感动中国》节目的评委，颁奖仪式上给第一位获奖者的评语就是您写的。您还记得当时的评语吗？

　　涂光晋：我当时说，郑培民同志之所以受到当地人民的缅怀，更多的是出于人民对党的干部应有的品格和工作作风的呼唤和期盼。我还选了王选、刘姝威、石光银、姚明等人。

　　马政：当时从您的角度出发，为什么选择了这些人？

　　涂光晋：我觉得感动中国，第一得让我感动吧（笑）。再一个，这次评选很大程度上是要给社会立一个道德的、行为的标杆。他们令中国人感动，感动之余是什么？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人生和社会的价值取向。

　　马政：实际上媒体也是社会瞩目的焦点，作为社会公器，它也担负着为公众的行为、社会的发展树立标杆的作用。您觉得什么样的媒体是可以感动中国的？涂光晋：我觉得应该是那些关注百姓所关注，呼吁百姓所呼吁，既见人所见，又见人所未见的媒体。而新闻评论则应该是言人所欲言，言人所未言，言人所该言。

　　马政：作为学者，您希望您的研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您在教学科研上的追求是什么？

　　涂光晋：我实际没什么追求（笑）。我从来没想过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学术境界，要达到怎样的一个学术高度。用句老百姓的话说，实际我的追求就像一个农民那样：我种这个庄稼就要把它种好，只要种好了我就会有收成。这就是我的追求。做一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好，做好了之后，你自然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就是没有得到也没关系，因为我种了，我尽力了。

　　我不是一个多产的学者，我可能也对著书立说、著作等身没有太多的追求，我把这个看的不是很重。我的最新观点不是首先出现在我的文章里，而是出现在我的课堂上；在课堂上没有完全讲深讲透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我不愿意成文。马政：所以您的研究主要还是服务于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过程。

　　涂光晋：我把最新的关注、最新的理解和我最新的思考总是最先告诉我的学生，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我的“质检员”。此外，只要有时间，我经常参加媒介的业务研讨，频道、栏目改版、选题策划和节目评奖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可以了解新闻实践的最新发展，可以让学生们学到的东西基本能和新闻实践的发展同步，这对我的教学有好处。当然我的最新关注、研究和思考还要告诉业界人士，去进行求证，并且最好能够对他们的工作有所帮助。我觉得这种教学相长，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实际是今天的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所需要的。

　　马政 2003年5月12日谈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