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1962年出生于安徽省，现为北京广播学院媒体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85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兰州大学西北开发研究所工作；198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1989-1990年，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进修财政金融。1999年在暨南大学获得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主持过中国科学院青年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课题、国务院侨办人文社科课题、广电总局人文社科课题等。一直探索系统经济学的创建工作，从1988年发表的第一篇系统经济学的学术论文开始，先后在国际《控制论》学报、《美国数学评论》、《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专著7部，基本上完成了系统经济学的筹备创立工作，其学术跨涉哲理、数理和技理三个层次。“人生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存在若干分岔点。在每两个分岔之间，人生的道路相对确定和平坦。而在分岔点上，人们面临若干道路可供选择。这时就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做出选择。这种分岔点上的选择就是对人生的宏观把握。它决定着人生的命运和总体价值。”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昝廷全教授情真意切，谆谆教诲。他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2003年4月8日，我们在昝教授的寓所做了一次长谈，他的学识以及阅历对我们未来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研究有较大启迪。跟社会一起滚动方德运：昝老师，从做教师到担当国有企业老总再到教师，这对于您个人来说是人生传奇式的几个重大的“突变”，请问您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昝廷全：今天回过头去看我的人生转折，有些是我个人的理性选择，有些则不是。人生是由一段一段的时间组成的。每一段时间都有自己的价值，不会真空。要在一定的时期做与之相适应的事情。人是社会的缩影，一个人的成长可以映射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演变历程。比如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专业是物理学，我选择它就是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当时社会以及媒体对数理化非常看重；选报研究生专业的时候，主要是受当时《自然杂志》上刊登的杨振宁的一篇文章的影响。杨振宁的这篇文章认为，理论物理学成果要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至少要用30年的时间才有可能。于是，我就报考了冻土热力学这门新兴学科，它属于自然地理学的范畴，实际上是应用物理学；硕士毕业后，在兰州大学西北开发研究所工作，在从事研究的工作中，我发现中国西部开发的突出问题是西北脆弱的干旱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在1987年我就上了生态学专业的在职博士研究生，开始从事有关生态方面的科学研究。王永亮：社会上有人对商人有过这种评价，认为商人赚够了钱，就想用学术等包装自己，以显示自己的身份、抬高自己的身价。因此很多人要么上MBA，要么像您一样走进学术圈。请问您同意这种观点吗？您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转变？昝廷全：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认为我是在包装自己或者为了任何外在的原因，我一直把自己定位是一个读书人，做企业只是我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经历，做企业时自己也从来不忘记做学问，读书做学问一直都是我的精神追求。在麦科特做老总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也还是用在做学问上，我的系统经济学就是在这期间逐渐成熟的，另外还有几篇重要的论文也是在这个期间写出来的，比如有一篇《关于跨文化管理学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就是我在跟韩国大宇、ACE合作的时候写出来的。我的朋友有时对我的这种做法不理解，说我做公司老总的还做什么学问。他们并不知道系统经济学才是我最终的精神家园。方德运：昝老师，您是从一线走过来，按您的话说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如今又开始人生新的一段旅程。从您的现在角度来看，做学问与做企业有什么样的不同？昝廷全：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做企业更务实，更强调可操作性。如果你决策做错了，做企业就要付出代价，要有成本观念，这是非常务实的；做学问就不同，观点可以自由讨论，不正确可以改，当然要付出的是时间成本。第二点是企业操作与学术研究差距很远，有时候理论上很完美的东西，在企业里可能行不通。只有在真正运作企业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新的东西，我们也才真正明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它成功地打开了企业投入产出的黑箱。交易费用理论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手段，二者可以互相替代，但这两种运行方式都有成本，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当企业管理费用（边际）增长到和市场交易费用（边际）相等时，企业规模就不能再增大，这也就决定了企业的边界。科斯用交易费用理论完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但是当我做企业的时候就发现科斯理论里面有问题。在麦科特公司刚成立初期，就考虑有没有必要设立一个打字室。用科斯理论来衡量，如果我自己办打字室的费用比我把文件拿到市场上去打印花的费用低，那我就有必要办一个，这样企业规模扩大了；如果高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打字室。其实问题不这么简单，有打字室一方面让别人感觉到公司操作正规，另一方面基本能保证公司文件、谈判机密不泄漏，即使市场费用低廉，自己成立一个打字室经济上不划算，我们还是要自己成立一个打字室。这在科斯理论是没法解释的。像这些是纯粹做学问过程中很难发现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时候自然就暴露出来了，通过实践才能发现理论的创新点。第三个区别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从一个学者转到企业家，又从企业家转到学者，会遇到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企业家遇到的社会大环境是非常复杂的，而对于学术界来说相对就比较单纯。企业非常能够培养人的能力以及处理复杂关系的能力。学者通过市场调查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但是对于一些企业发展的“关节点”之类的东西，学者们很难通过一般的调查研究了解到，而这些点又恰恰是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甚至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但这也更说明了深入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王永亮：昝老师，您曾经做过7年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是麦科特集团的创建人之一，同时又做过上市公司“深圳赛格达声”的高层领导，并兼任赛格达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请问这7年的企业阅历对于您个人来说具有什么样的价值？昝廷全：我觉得这7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收获。一个方面是做企业培养了我务实的精神，提高了我实际操作的能力。做企业需要务实，一心一意地去做，否则市场是无情的，这一点做过企业的人都会有深刻感受。实际操作能力，作为老总，就是管理能力，比如跟社会网络系统中各个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能力、组织控制能力以及与有关企业发展、决策等各方面的判断能力等。另一个方面是我把自己的许多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在上学、工作期间有许许多多的想法，通过做企业，我寻找到了具体的实践途径和实践手段，并且加深或改变了我对某些事情、事物的看法。使我对科学、对社会都有了新的认识。方德运：我在《中华英才》和《chinadaily》上看到过一些介绍您的文章，得知您曾经攻读过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理论生态学，另一个是产业经济学博士。您这是在有意地包装自己，还是有什么别的考虑？昝廷全：从心底里来讲，对于我来说，我没有把读博士看得那么重。我认为一个人的学术与学历没有必然联系，我的系统经济学理论很多是在我读博士之前做的，1988年就开始做了。1997年我才开始读产业经济学的博士，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做相应的研究快10年了。但是有的时候人必须去适应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实际水平与社会认可的水平常常不同，一个人很有水平，但会不会被社会认可是两码事。在过去许多人都说“怀才不遇”，说的就是你很有水平但却不被社会认可，没人发现你。因此常常需要贴标签，比如博士，教授。当然，从统计规律上讲，博士的平均水平要高于一般社会平均水平。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是不是每个博士的水平都很高？成果也一定多呢？未必！所以这两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另外我觉得可以用“滚动理论”来解释，就是说一个人要善于学会与社会一起滚动，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自己、完善自我，同时又不失去自我。任何时代国度，按常规生活的人总是多数。我觉得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要按正常社会的逻辑来待人接物，个体不能与社会大系统相抗衡。我读博士，是为了让社会更容易地辨识自己。方德运：我曾经读过您的著作《心想事成的十大定律》，我觉得对人的启迪非常大。您在书中提到成功的10大定律，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定律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情况促使您有了这些灵感？昝廷全：（笑）其实我觉得10条都很重要。这10大定律，我把它称之为思维坐标系的10个典型坐标，比如成熟定律、网络定律、管理定律、目标定律、权力定律、距离定律等等。这是我在做企业时候的一些随笔，我在这本书的前言提到过，主要是根据自己做企业的切身体验以及创建系统经济学的探索实践，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20世纪科学技术的哲理精髓综合而成的，目的是为人们建构一个认识世界和观控世界的思维参证框架。如果一定要我找出一个，那我觉得网络定律是最重要的。它主要是说人人都处在一定的网络之中，天天都在自觉不自觉的与网络发生关联，这是由人类固有的“趋群社会性”决定的。对于个人来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际关系网。在现实社会中，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有意识地让这个网络动起来，在动的过程中悟出道理，这就是我说的“动网悟道”。王永亮：记得其中有一条是决策定律，您说人的生命过程中会有许多转折点，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需要进行选择，这也印证了您的人生轨迹，不仅工作性质有变化，而且工作地点从兰州到广州，再从广州到北京。这种空间地域的变化对你的人生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吗？昝廷全：一个人的成长与你的见识、履历有密切关系。我从华东地区（安徽老家）来到大西北求学、工作十多年。西北的文化底蕴也非常深厚——像黄土高原一样雄浑、广袤、神秘，练就了我的直率性格。在西北我悟到的就是实力政策，包括你的业务实力、人品实力（忠诚、诚信等）。到后来我觉得最高的实力就是达到一种境界，它是各种实力的综合表现。从小时候上学开始，我们开始学知识，大家觉得知识很重要；到了大学以后，我们开始了解到比知识更重要的是方法；现在我认为，比方法更重要的是境界。这种境界我把它理解为立意高。只要立意高，自然就不会去计较一时的个人得失以及一些小磨难、挫折。其实当你回首以前走过的路，过去那些曾经被自己认为了不起的大挫折，可能都只不过是小小的曲折而已，其实都算不了什么的。我们要学会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今天的行为。从黄土高原再到华南（广东），应该说岭南文化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尤其是广东，它毗邻香港，商业意识、市场意识以及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都使我受益匪浅。后来到了中原郑州——黄河文明的发源地，它的文化积淀深厚，我再一次深受中华文化的洗礼，对我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等各方面都有较大影响。现在在北京，首都北京有它很大的优势，也就是我在系统经济学中所说的区域资源位。这些可以极大地丰富我的人生阅历。跟实践紧密结合方德运：用您系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您认为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准是什么？昝廷全：根据爱因斯坦的观点，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准就是建立公理化体系。最好的学科典范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建立两条基本公理之上，一是光速不变原理，另一是物体规律的协变性原理。根据这两条公理，能够推断出相对论的所有结论。时空观念的改变，四维空间的运用，整个物理公理系统的简化，都来源于这两个原理。在这个基础上，爱因斯坦提出科学美的概念，倡导简单化就是一种科学美。
而我们目前的经济学要确立公理化的体系还是很遥远，目前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基本公理。这可能是由于经济学学科性质决定的。经济学学科不仅牵扯到科学层面的东西，还有一些非科学的东西，比如伦理。因此在经济学里两种方法是同时并重的，一个是科学方法，另一个是规范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可以证实的，是唯一评价的，有对与错、好与坏，有标准答案，而伦理的方法和规范的分析，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比如分配问题，显然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什么样的分配是合理的，它取决于你的价值观念以及你的价值评判标准。由于这两种科学、非科学的因素都在里面，要建立完美的经济学公理体系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认为可以建立它的准公理化体系，我们系统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思想做的。公理化体系，要求有三条：公理尽可能少、公理之间相对独立、公理是完备的。而准公理化体系，不要求公理之间相对独立性，这样操作起来可能更方便。我的系统经济学的三个准基本公理就是：世界最经济原理、社会福利原理和可持续发展原理。从这三个基本公理出发，再加上一些经验定律，就可以建立整个系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王永亮：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研究在中国启动的比较晚，应该说学科发展还不是很成熟。您如今已经走进传媒管理这个领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媒介管理学院并且担当院长。凭着您的人生阅历和学识，请问您对当前中国的传媒经济研究的现状有什么样的评价？可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昝廷全：传媒经济，它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样，是产业经济的一个分支、一个范畴。产业经济的所有规律都适合传媒经济，只不过它的形态不同。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把传媒经济的流程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扎实认真的系统研究。传媒经济是我们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一个子系统，研究传媒经济应该把它放到社会大系统、社会大背景中去考察，放在一个比它层次更高的经济系统中去研究，如果就传媒经济研究传媒经济，是没什么出路的。方德运：您在作报告和上课的时候，经常鼓励学生转到传媒经济、传媒管理行业去。您觉得未来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前景是什么样的？昝廷全：传媒产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新兴产业。现在，中国传媒产业年产值已达到800亿元，平均投资回报率和行业增长指数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甚至有人认为，传媒产业是继金融、房地产之后的第三大产业，已经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因此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前景是喜人的，当然也非常需要一批有热情的青年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方德运：传媒产业有人称之为是世纪初的暴利行业，但它又是一个政策性、风险性比较大的行业。因此有人戏称传媒产业的发展总有点像刀尖上的舞者。如今您已经踏入传媒管理、传媒经济的领域，我想请问您的学术研究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昝廷全：传媒产业形态已经被官方认可，传媒产业也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经济对GDP有直接贡献，除此之外，媒体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也很大。如此庞大的经济潜力，对于媒介的经营管理提出了深刻而长远的要求，迫切需要科学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作为指导。传媒业作为产业经济中特殊的经济形态，有它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传媒实践服务，让它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传媒经济理论的研究，我们的任务是去研究它的经济规律，应该说不会存在什么风险。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媒体管理学院作为全国第一家媒体管理学院，应当成为中国传媒管理和传媒经济研究的“国家队”，这也是我们全体媒体管理学院同仁的共同奋斗目标。方德运：要繁荣传媒管理、传媒经济的研究，让它真正的被管理层和实践者所接受和运用。您觉得当前我们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研究工作者所要做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昝廷全：研究传媒经济、传媒管理，要把传媒放在国家背景、全球背景中去考虑。国家背景包括很多层面，比如政治层面，那我们就要考虑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化历史和传媒的关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曾经说过：政治制度对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和制约作用。像中国的传媒，它的政治属性——喉舌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还有要考虑国家的演化历史，中国的传媒产业从历史上是怎么走过来的，在历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它跟西方传媒的演化历史完全不同。这完全数学上求解微分方程相吻合：微分方程的确定解和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密切相联，同样的微分方程，如果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不同，其解也不同。现在中国传媒的边界条件、初始条件跟西方不同，那我们就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来研究中国的传媒经济和传媒管理。当然，有些基本规律是相通的。王永亮：传媒经济和传媒管理二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昝廷全：传媒产业虽然是产业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形态跟别的产业形态不同，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与别的产业有共性的地方。在方法论上，我们要把传媒看作一个系统，再考虑传媒经济系统的基本特征、演化规律以及动力学行为，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我们才能谈到传媒管理。研究经济包括三个层次，即哲理层次、数理层次和技理层次。管理比较接近技理层次。管理的本质，就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而进行的观测与控制。它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通过经济规律来充分体现、来展开。目前中国的传媒管理研究仍处于初期状态，市场上虽有一些书籍，但那些更多的是处在移植、比附阶段，这也是任何学科发展必然要经历的阶段。传媒经济研究主要是研究传媒经济发生、发展规律，而传媒管理研究应建立在传媒经济独特规律研究基础上，创建适合中国传媒产业的观控手段和方法等在内的系统管理模式。新世纪我们迎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对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巨大需求。有了这样大的市场和社会需求，作为我们媒体管理学院就应该下功夫去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提供相应的供给。我们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同时我们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也很大。方德运：您实践的是商海学者两栖式的生活方式，并且因此把学术研究和企业经营结合了起来，创建了系统经济学，请问您在传媒经济领域，也会采取这种方式吗？昝廷全：你说的很有道理，学术研究一定要跟实践结合起来，也就是我所说的两栖式的生活方式。从事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研究，前面我已经提到了，要对其流程，传媒在国家、社会大系统中的角色以及传媒演化历史、发展规律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那就必须跟一线有密切的合作和联系。有了想法，我就可能通过某一个案例结合起来，让实践去检验。最近国内的一家报纸找到我们，关于版面改版的课题，目前我们正在做。当然还有一些电视制作机构，也在跟我们联系。总之我想我们跟传媒的合作会越来越多，一方面把我们的理论研究成果用于媒体实践，另一个方面从传媒实际运作中去丰富我们的学术内容，找到理论研究的基点和创新点。跟世俗保持距离方德运：我看在您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字“真水无香”，禅味十足，我越来越感觉您比较神秘。但平时跟您接触好像比较随和，用时髦的话说是比较平民化。“真水无香”，按您的理解，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境界？难道您的灵魂深处跟您社会形象不一样？昝廷全：早在1997年，我在《深圳青年》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心情要好》，是这个杂志的卷首语。从哲理层面上讲，这篇文章上升到了真、善、美，从操作层面上讲，“心情要好”可以看作是对真、善、美的一种通俗解释。心情要好是人文回归，条件是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还要有好的事业。在这个基础上我给它加了个“禅”，也就是真、善、美、禅，达到另外一种人生的境界。2001年，《深圳青年》卷首语是一篇《真水无香》的文章，这篇文章读后使我对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理解得更深。过去我们总觉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挺好，后来读过这篇文章以后发现“真水无香”的境界更高。在我的经济学博导黄德鸿教授身上，我就能深深体会到这种境界。我觉得这种境界是我做人的理想目标。有了这种境界就不会去刻意做什么。我觉得“小事情努力奋争，大事情水到渠成”。王永亮：今天的社会是物欲横流，处处充满着诱惑。您做过公司老总，现在又是博士生导师，同时还是两个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的院长，应该说像您这种身份、地位带来的诱惑会比普通人多多了，我想请问您是怎么抵住众多诱惑？又怎么能达到真水无香的境界？昝廷全：我一直有一个情结：我是做学问的。尽管有许多公务在身，我始终都很清醒，做学问是我的第一天职。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我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因此在飞机上、在宾馆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被用来读书和学习的。我想正是做学问这种情结使我区别于其他的老板。正是企业阅历使我区别于象牙塔里的学者。方德运：这种人生境界对您未来的学术之路有什么样的影响？昝廷全：有了这种境界，我就不会急功近利。首先是在思想上建立这样一种观念，如果自己的特征尺度比较长的话，就不会被眼前的一些利益打乱自己的计划，社会上一些不好的学风问题自然会坦然面对，因此在我的学术道路上它现在不会发生，今后也不会发生；其次做学问一开始是我的一种理性选择，当时我比较喜欢读书，喜欢思考，现在它已经演化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学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基本上达到了“人+学”统一。方德运：常言到：隔行如隔山。您大学学的是物理，硕士研究生阶段学的是地理——冰川研究；博士学位攻的是理论生态学、产业经济学。您是中国系统经济学的创始人，如今又涉足传媒管理、传媒经济。看您的一些著作包括听您的讲座，发现您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文学艺术也非常感兴趣并且能把它们很好地揉和到你的论著和报告中去。我想问您的这种文理学科跨越是自己刻意的，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昝廷全：一个人的成长总是会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密切的关联。一个人的经历、成长也可以映射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演变历程。人各有志，人各有尺、人各有势。我觉得一个人应到自己的优势区去做自由人，不应该到自己的劣势区去强争装好汉。但可以通过在优势区的成功影响和诱导劣势区使其转化为优势区，从而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使优势区不断扩大。这里的优势区就相当于战争年代的“根据地”。对个人来讲，根据地指的就是“人生的支点”。人的支点就是人的心之归处。世间本无成败，胜败在于人心。王永亮：您是我见过的学者中最有激情的学者之一，在您的身上始终充满了活力，充满了自信。四十一岁的人，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就应该开始享受自己二十年来的奋斗成果，然而对于您来说，又开始人生一个新的起点、航程，这种活力、劲头来自什么地方？昝廷全：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有一种理念，在人生的长河中，人的一生是由一段一段的时间构成的，每一时间段都有自己的价值。人在前面一个时段实现了既定目标，那么下一个时段就应该再有新的目标、新的价值追求。在当今社会大转型的时期，各种机会与诱惑很多，往往让人分不清自己的坐标方位，迷失自我，有时把手段当作目标去奋斗，最终可能一事无成，因此关键是要有人生支点、坚定的人生目标。“不管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做一个好学者应当有基本的财务安全和财务自由，这是我的体会和原则。我认为如果一个学者日常生活解决不好，常常就会急功近利，就可能为了生计做一些不负责任的“学问”；如果物质生活有保障，学问就可能变成真正的爱好，就更有可能有长远眼光和做出一流的成果。方德运王永亮2003年4月8日谈于昝廷全家中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