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宏观调控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宏观调控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0日07:29 解放军报

傅慧军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仅涉及到军事思想、武器装备、体制编制、人才建设等军事系统自身的各个子系统的创新与改革，而且与国家的政治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科教文化事业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确立大系统思想，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需要，首先在宏观层面处理好各种关系，推动军事变革协调发展。　　正确处理军事变革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任何社会的发展和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毫无疑问，军事变革必须深深植根于经济沃土中，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才能得以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当前，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一轮军事变革，其实质是以夺取高技术质量优势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经济的因素对军事和战争的影响度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制约力不是减少而是增大了。高技术战争的消耗非常大，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平均每天的消耗近10亿美元；伊拉克战争中，美英联军在主要作战阶段，40天消耗230亿美元。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是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生产与维护费用十分昂贵。为了推动军队转型，保持世界领先的军事技术优势，美国加大了军费投入。美2004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4013亿美元。预计2006财年至2009财年，将分别达到4198亿美元、4405亿美元、4618亿美元、4836亿美元。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国家发展蓝图中统筹设计。我们只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适当增加投入，保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作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精辟论断。依靠社会进步建设国防和军队，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克敌制胜，是我党我军的基本经验和优良传统。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必须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和发挥地方科技资源，来弥补军费的不足，拓宽发展的渠道，增强变革的活力。其一，坚持走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建设相结合的道路，大力加强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制，提高快速动员和遂行任务能力，确保战争潜力向战争实力的有效转化，实现平时少花钱、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出精兵。其二，搞好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有机结合，建立寓军于民、军民兼容的军工体制。数据统计，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民用关键技术，都能直接运用于军事目的；85%的现代军事核心技术，同时也是民用关键技术。搞好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嫁接与融合，具有一举两得之功效。据专家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飞机数量在战时能够迅速增长10倍。虽然日本生产坦克的企业只有3家，但大部分汽车工业都可以生产坦克，若把其中的一部分转产坦克，可年产1万辆；若用30%的汽车工业能力来制造飞机，则年产可超过1万架。其三，着眼高技术和信息化战争高消耗的特点，搞好原油、稀有金属等战略物资的储备，为军事斗争准备提供有力保障。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美国就在阿拉伯半岛预购了10亿美元的油料、弹药和装备，签订的生产合同达到50万份、价值4000亿美元。　　军事变革虽然是对军事系统的改造与重构，但变革的辐射面积和影响范围决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它对于经济建设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有时甚至是巨大的推动作用。事实证明，历史上很多先进技术总是率先运用于军事领域，之后才逐步进入生产生活的实践中。学者贝纳尔认为，自古以来，改进战争技术一直比改善和平生活更需要科学。这并不是说科学家好战，而是因为战争的需要比其他需要更紧迫。美国在越战后，基本上走的是“以军带民”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美国军事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增强，而且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美军展开的新军事变革中，巨额的武器装备采购订单，极大地拉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实践表明，筹划得当、规模适度的军事变革，不仅不会阻碍经济发展，而且还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需要搞好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如果处理得好，许多创新成果可以转移运用到社会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之中，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应注意研究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拉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需，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实现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的目的。从外军的经验看，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抓住三个环节：一是建立和完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竞标机制，将部分民用企业纳入竞标范畴，在拓展军品生产渠道、增强军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军品质量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发展。二是在保证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机密安全的前提下，搞好先进的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的转让工作。三是完善军民兼容的军工体制，在不影响军品正常生产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国防工业生产民品的规模，提高军工企业的生存力，创造良好的经济效益。总之，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应努力做好军民兼容这篇大文章。　　正确处理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群的迅猛发展，兴起了一场改变人类社会面貌的新技术革命，推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演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军事变革。毫无疑问，军事总是随着科技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变革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超越特定的社会技术形态所规定的范畴，也不能滞后于社会变革的时代步伐，如果落后了，那就要挨打。这就意味着军事变革必须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紧密结合起来；必须纳入社会变革总体方略和发展规划，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变革保持和谐一致、协调互动。　　军事变革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与社会其他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科教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行军事变革，涉及到军队体制改革、结构重组、人员裁减，这就要波及社会多个领域，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休克疗法”进行军事改革，没有建立配套的社会保障机制，致使大量裁军后，23万多户军人家庭没有住房保障，50多万退役军人中70%以上没有能力在劳务市场上参与竞争，结果导致俄军心不稳、军纪败坏、战斗力普遍下降，并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不稳定。与俄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越南战争后，政府为裁军50万，特别增加拨款250亿美元，用于美军官兵的安置，使军队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进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社会稳定。当前，美国正在积极推动“军队转型”，为了保证“转型”的顺利进行，不仅制定了各种政策、法规和制度，而且设立了负责保障军事变革的政府机构。　　部分社会机构功能军事化与军队非军事职能机构社会化，是世界军事发展的两大趋势，这使得军事变革与社会变革更加密不可分。　　部分社会机构功能军事化，主要体现在民用机场、公路、车站、码头、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使其具备一定的军事功能。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重视在交通枢纽及其他重要设施建设中贯彻国防需求，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规制度体系，以保证这项工作能够落到实处。比如，美国在1936年就制定了“海商法”，1970年国会通过了“海商法”修正案；英国有“民航法”、“民航公司法”和“运输法”；法国除制定了“军事交通法”外，还有5个与之配套的条例。非军事职能机构社会化，集中体现为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比如，许多国家军队的能源、军需、医疗卫生、粮秣等保障均通过社会统筹、统购、统供的方式解决。到2000年，美国防部能源供应等辅助性系统已全部实现私营化，陆军还计划将21万多个会计、法律咨询、维修保养和通信等方面的职位，转交私营公司。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私人承包商派遣了大批技术专家即“企业战士”，前往战区执行技术保障任务。　　无论是部分社会机构功能军事化，还是军队非军事职能机构社会化，都承载着厚重的、广泛的社会责任，都需要政策性、全方位、具体化的社会保障。因此，应把军事变革上升为国家意志，纳入政府职责范畴，形成军事系统主抓、地方着力保障的良好局面。　　我军在迎接世界军事变革的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伟大征途上，已经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步伐。随着军事变革向广度、深度加速推进，各项建设都将产生重大变化。我们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地方各种配套性法规制度，加强统筹谋划、系统设计与宏观调控，才能实现经济建设、社会进步与军事变革相得益彰，顺利完成“双重历史任务”，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正确处理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　　军事变革与军事斗争准备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军事变革是长远的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准备是军事变革的实际步骤。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和统一，保护人民群众的和平劳动，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既要着眼长远发展，适应世界军事变革的严峻挑战，积极的、全方位地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也要立足现实，扎扎实实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应付现实战争威胁的能力。　　将军事斗争准备纳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从历史上看，每一次世界军事变革，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过渡，已持续了20多年，尽管这次变革的速度和进程明显加快，但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变革的尽头，信息化战争的完?迪挚赡芑剐?30年—50年的时间。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需要把眼光投向未来，确定长远的发展蓝图，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完善。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的直接目的，在于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确保一旦有战事，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相对军事变革，军事斗争准备更加注重应付现实威胁，强调军事理论与实践的针对性、时效性与操作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军事斗争准备纳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按照实现信息化的总要求，科学系统地设计、协调稳步地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各项工作，在谋求现实效果的同时，确保与军事变革的大方向相一致，避免因各建各的而出现系统的互不兼容，因重复建设而造成不必要浪费。当年，美国曾在短短的5年内，研制出B—29、B—36、B—47等三种战略轰炸机，但由于缺乏长远考虑与系统论证，结果这三种轰炸机均很快被淘汰，造成近100亿美元的惊人浪费。著名的兰德公司就是为了避免诸如此类的决策失误而成立的。　　注重运用军事科技创新成果，提升军事斗争准备的质量。实现军事系统的信息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军事变革的长远谋划必须与军事斗争准备的现实需要相统一。美军在深化军事变革、积极推动军队转型、着力建设“目标部队”的同时，继续建设“传统部队”和“过渡部队”，以确保“目标部队”建设完成前，能够保持强大的作战能力，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各种战争威胁。当前，我们应积极适应世界军事科技加速发展的新形势，注重运用军事变革中军事科技的创新成果，以改善武器装备、加强人才培养、深化体制编制调整改革，优化军事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从根本上提高军事斗争准备的质量，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打得赢”。　　注重用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检验军事变革的可行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军事变革的可行性与成效，必须用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进行检验。美军十分重视通过战争实践来检验军事变革成果的可行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军先后发动了海湾、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等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检验了作战理论与新型武器装备的战斗效能。通过实践检验，又反转来推进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形成互动机制。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又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事变革，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这样一来，如何保证军事变革始终符合我们的国情军情，符合未来战争的需求，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于我军来说，进行军事变革的成果，主要通过军事斗争准备的实践，特别是战备训练、指挥训练与综合演习来检验。　　注重通过信息化改造的方式，加速军事斗争准备的步伐。信息化，是新军事变革的核心和标志。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但值得注意的一点，信息技术在大幅度提升武器装备战斗效能，彻底改变军事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能量以智力的形式释放的同时，也延长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周期。20世纪50年代，一架战斗机从研制到投入使用大约需要3年—4年的时间，而现在却需要10年—15年，其它重型主战装备也大都如此。军事技术的加速发展与武器装备的缓慢“出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武器装备的结构日益复杂。譬如，美国先进的F—22战斗机的机载雷达与F—111战斗机相比，电子元件从2500个增加到了1500万个。武器装备生产周期相对延长的实际，必然会使新的战斗力生成步伐减缓，这显然与紧迫的军事斗争准备需求背道而驰。如何在短时间内提升军队信息化水平和信息化作战能力呢？很重要的一条是，对机械化武器装备及各种平台进行“信息嵌入式”改造，这也是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推进军队信息化建设的共同选择。有计算表明，对机械化武器装备进行信息化改造，其研制时间和所需费用大约只相当于生产新型武器装备的1/4至1/3。我军在军费有限、机械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展开信息化建设，更需要注重对军事系统实施信息化改造，迅速提高我军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能力，加速军事斗争准备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