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

　　艺术作品中即使是一个坏人，总还有一些正常人的生活细节，这可能是作家从某些普通人的生活习惯上借用过来的，不能因为有某种符号上或者细节上的相似就断定这个坏人就是写某某人。这应该是文艺批评的常识

　　构成对崔永元的伤害的，恰恰是传媒批评。我指的是传媒界有意无意地利用《手机》在做文章，或暗示或直接地把《手机》与崔永元联系起来，制造出各种新闻

　　传媒批评，是文艺批评的一种新型的形态，而且在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左右了文艺作品在市场和社会上的运行，以及文艺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沟通。而严肃的专业批评的缺席也造成了传媒批评的泛滥

　　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讨论传媒批评的文章，本来还想继续探讨下去，只是因为忙别的事就搁置下来了。这几年网络发展推动了传媒批评，成为当今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种批评形式。日前从网上读到崔永元怒斥冯小刚导演的《手机》的谈话，这本来是一篇发表在北京一家刊物上的谈话，现在被广为传播了，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不少人困惑的是，崔的谈话仅仅是私人的发泄还是一种文艺批评？我觉得简单地判断一篇批评性的文字是否属于文艺批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广义地说，对文艺作品的任何批评都可以称之为“文艺批评”，但是，冠上了“文艺批评”的文章也未必就比一般非文艺批评的文章多了几分真理。关键是说话的本身有没有批评的逻辑和充分理由。

　　因为我没有看过《手机》，也没有看过冯小刚导演的任何一部贺岁片，所以对于崔永元的指责和批评，无法从事实上来判断其对错。这篇谈话中包含了崔永元的某些艺术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比如他提出艺术家应该对人和人生有诚实的体验，反对电影电视创作中的庸俗倾向，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从崔的讲话本身内容而言，我觉得有关批评和批评方式等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比如，崔本人在没有看完片子的前提下，怎么就能凭剧中《有一说一》来断定就是影射《实话实说》？当然冯小刚和刘震云确实是从崔永元那里得到过许多关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生活和工作的知识，但不能仅仅凭这样一些表面符号的类似，就断定这部影片写的就是崔永元。艺术作品中即使是一个坏人，总还有一些正常人的生活细节，这可能是作家从某些普通人的生活习惯上借用过来的，不能因为有某种符号上或者细节上的相似就断定这个坏人就是写某某人。这应该是文艺批评的常识。这么说并不是否定崔永元的这种指责，只是觉得，要指责影片影射了崔永元以及《实话实说》节目，还需要从影片本身的许多细节里找到证据——这就是一篇合格的文艺批评的任务。如果真是一篇认真的文艺批评，就应该从影片细节的分析出发，来讨论这里有多少成分来自崔永元提供的细节，以及有没有对崔永元构成实质性的伤害。

　　而现在，构成对崔永元的伤害的，我就事论事来说，恰恰是传媒批评。我指的是传媒界有意无意地利用《手机》在做文章，或暗示或直接地把《手机》与崔永元联系起来，制造出各种新闻。比如崔永元的谈话中提到的那个追着崔永元问“你能对你的妻子负责任嘛”的记者，我觉得就是属于职业道德很差的记者，而这样的记者制造出来的大量传媒垃圾填补了各种传媒的版面。这样的传媒垃圾，对于一些刻意炒作自己(或作品)的人来说，可能是必须的手段，类似流行歌星制造绯闻之类，都是低级的传媒批评，它不能不伤害到一些正派的人。鲁迅当年就阮玲玉的死发表《论“人言可畏”》一文，这“人言”在今天来说就是一种低级趣味的传媒文字。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高级的传媒批评，其实，那位记者的专访以及崔永元本人提供的“怒打手机”的谈话，本身也只是传媒批评的一种。我们可以从文本里看到，那位记者不仅是被动地记录崔永元的谈话，也不仅是一般地提出问题，而是不断在制造话题，包括对冯小刚与刘震云的攻击性批评，也可以说是在诱崔永元一步步进入一个预设的采访圈套。在这样的氛围中，崔永元不可能从文艺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影片所存在的问题。我从文章里读到的，通篇是对冯小刚的怒气冲冲的指责，虽然有可读性但没有说服力。比如有一段很机智的批评是用冯小刚历年导演的贺岁片的片名来分析冯小刚其人的发迹史和“末路”，这有一点好玩，但没有什么批评的力量。尤其是谈话中不断批评这个作品的床上戏太多，暗示有关部门对此审查不严，我是不以为然的。以为受到伤害而迁怒于电视审查制度的不严，我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这个例证也表明，传媒批评虽然也是属于文艺批评的一种，而且好的传媒批评也同样可以起到对文艺作品的读解和批评，但是，传媒批评从形式和性质上说，它的随意性确实是比较大的。

　　而且，就传媒批评的性质而言，它总是与宣传炒作的功能联系在一起的。宣传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几年前我在接受一家记者采访时顺便说到了当时被炒作得正热闹的王朔与金庸大战，立刻就看到了王朔的反应，他先是赞扬我说得有见地，然后说，我的意见见报本身也是对他的一种宣传，正是欲治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王朔说的有道理，以后就更加谨慎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使批评意见也是如此。回到崔永元的谈话，它的被发表和被炒作，真的能达到什么效果呢？最高兴的是媒体，因为有了可以炒作的新话题；还有恐怕就是冯小刚，还有谁比这个煽动性的广告更有宣传的力量呢？崔永元不是对观众在做一个免费的《手机》广告么？而对于制止关于崔永元的谣言却没有太大的意义。这场炒作，戏在幕后。所以，关于这个问题我倒是赞赏另一个也被涉及进去的主持人的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不予这样的方式申辩。这样，倒是对看戏的虚无党和做戏的虚无党的一个无趣的打击。

　　我这里所要说的，都不是对《手机》和崔永元之间的是非的一个判断，我也无意对此作出判断。我只是借这个例子来说明当前传媒批评和专业的(或者学院式的)文艺批评之间的区别。传媒批评，是文艺批评的一种新型的形态，而且在当代文学艺术领域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左右了文艺作品在市场和社会上的运行，以及文艺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但是对于批评家如何关注传媒批评，进而影响传媒批评，这个课题至今没有人去很好地研究。而且，严肃的专业批评的缺席也造成了传媒批评的泛滥，就像这个谈话被当作文艺批评来传播，正是因为我们至今也没有见到一篇有见地的对历年贺岁片的艺术批评，也没有见到一篇对于冯小刚导演风格上的优点和缺点的击中要害的批评。这才是我们批评家的悲哀和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