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市脑科医院（广州市精神病院）司法鉴定科陈瑞珍主任认为，如果把测谎技术运用到现代社会生活中，将会有很广阔的前景。鉴于此观点，目前该医院正在向有关部门申请，争取在今年或者明年将测谎技术向普通市民开放。

　　“测谎”良好的市场前景也许不容置疑，贺岁片《手机》公映后的社会效果可为“旁证”。据说，看了《手机》后夫妻反目、相互猜疑，甚至大打出手的大有人在；持有手机者更是做出心虚状，生怕手机忘带，尤其害怕妻子（或丈夫）检查.....有好事者甚至“支招”：随时消灭证据，以防万一。面向大众的“测谎”服务项目一旦上马，首先迎来的第一批客户群体，也许正是拉着丈夫来“测谎”的妻子，或拉着“妻子”来测谎的丈夫，该医院的生意不愁不红火。

　　“测谎”以及它所依赖的机器和手段，或许有一定的科技含量。最早看到这类情景是在外国电影中，上世纪90年代初“测谎”进入中国。据说，对“测谎”结果的证据价值，国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反对的声音，且大多数国家都不许使用。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9年9月公布《关于CPS多道心理测试鉴定结论能否作为诉讼证据使用问题的批复》，规定“测谎”结果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而只能作为检验证据的手段。

　　司法中的“测谎”和向普通市民开放的“测谎”，不仅其性质不同，可能出现的负面后果也大不一样。多数国家之所以反对司法中使用“测谎”，据说和其准确率有关。有人认为，即使准确率高达98%，对于不准确的2%的人来说，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笔者认为十分有道理。完全可以想象：假如被配偶强行拉到医院“测谎”，其结果一旦不准确甚至完全错误，后果同样也是“灾难性”的，甚至比司法测谎可能导致的“灾难性”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

　　如果把包括夫妻在内的人际信任程度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大概也能得出一个社会平均“指数”，可以肯定，这个“指数”正呈逐年下降之势。人际信任“指数”下降自然有其较复杂的原因，但大体可勾画如下“脉络”：部分人的道德水平和诚信“指数”确实在商品化大潮中降低了，给本来诚信的人际对象蒙上心理阴影，致使其“防人之心”大增；具有“防人之心”者以“有色眼镜”看待对待诚信者，于是，本可保持的诚信关系变为不信任关系；当人际不信任象“非典”一样传播开来，整个社会氛围就会变得十分紧张。有则“八卦”新闻颇为好笑：南京一男士晚上回家见老婆已睡熟，洗过澡后从不洗衣服的他竟随手把换下来的内裤给洗了，没想到该举动换来老婆的猜疑，被指责为企图毁灭“罪证”，继而引发一夜争吵。笑过之后，也许应该是眼泪：一个具有五千年优秀道德传统的民族，一个曾经是处处充满信任和友情的社会，何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无论政府还是公民，都应象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努力改善我们所赖以生存的人际环境和社会道德文化环境，而向公众开放“测谎”，与此几乎南辕北辙。

　　广州市脑科医院的“申请”想必是难以获准的，但它还是给了我们充分的思考空间：任何一种商业性创意以及实践，都不可避免地隐含着超越商业利益的社会价值判断因素。假如无视这种因素，迟早会误入歧途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