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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武汉晨报》报道，为完成办案指标，以便获取全额工资和办案奖金，荆州市警察戴明竟然与他人合谋，导演了一起“抢劫案”。2003年12月31日，荆州市荆州民警戴明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评说链接：（作者：马赛克）

　　可以这样说：是该公安局出台的土政策间接地迫使戴明去铤而走险。

　　关于指标问题，近年已是某些执法机构谋取部门利益的一种工作手段。时下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为了完成上级规定的创收指标，而不得不乱执法、乱罚款，甚至乱收费、乱摊派，从而造成社会对公安部机关的怨声沸腾。荆州的案件导演戴明所要完成的办案指标，是否其实就是罚没指标？新闻报道对此语焉不详。但就该公安局有奖金发放这个信息推测，大约戴明所在公安局的规定的指标就是创收指标，亦即要办理有款可罚的案件。因而笔者以为，在戴明导演案中，其局领导对此也难辞其咎。

　　治安案件的有无，有很大的客观性，绝不是预先规定多少就会发生多少，也不是想要完成多少任务就可以到处寻找案件来办理的。这应该是老百姓都懂得的常识。显然，硬性规定破案指标，就是瞎指挥，就是间接地致使警察去做违法犯罪勾当的根源。

　　指标之害人，在这起特别的案件中已得到充分反映。那么，我们的执法机关是否也应该像四川公安部门那样，自觉废除明里暗里的种种指标呢？当然，国家出台强制性的管理规定和社会的强化监督，才是有效杜绝执法指标的手段。　（作者：陈永苗）

　　我认为，目前一些地方公检法的办案指标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过去一段时间，计划成为我们指导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则。办案指标就是计划原则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不得不承认，办案指标的制定并非毫无依据，它要以过去的指标、完成情况以及对当时形势的估计作为依据。但是长期以来的信息不充分，不能肯定过去的指标是科学合理的，而且对当时形势的评估也很难肯定是科学合理的。且公检法是打击犯罪的，不能让办案指标太小，这样会使罪犯逍遥法外，因此办案指标的制定往往是从高标准，而不是从低标准。

　　还有一点，就是办案指标与“公检法”工作人员的福利有关。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如果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使公检法工作人员无法完成办案指标，那么公检法工作人员就会在法律之外，想方设法增加办案数量。所以公检法工作人员办“假案”的事情屡屡发生，屡禁不止。而因为公检法办案无不涉及群众的人身和财产权利，所以当办案指标不科学合理时，就难免有侵犯群众财产和人身权利的非法行为发生。（作者：头陀）

　　不妨先考察一下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现状。在某些地区，社会治安形势仍很严峻。在此情况下，不确定一定的目标，什么时候才能把发生的案件全部办完？现在某些公安部门的办案效率不是高得不需要“办案指标”了，相反却是办案效率太低。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部门需不需要提高和加强其“办案指标”？当然需要。而且从理论上讲，是不是应该说，发生的案件总比破获的案件多。如果把新发生的案件和那些陈年旧案加在一起，就更应该承认所谓“办案指标”规定的破案数字，并不是等于或超过实际未破获的案件数量，而是还远远低于实际发生的案件数量。在此情况下，应否确定“办案指标”？况且办案指标只是规定的最低办案限度，并没有规定说你完成了“办案指标”就不必再去办案了。如果说哪个地方的社会治安好得不会发生刑事案件，不需要“办案指标”了，则更无异于痴人说梦。

　　犯罪案件总是见不得阳光的，这种见不得阳光又具有隐蔽性的东西，如果不给点压力，限时限量地破案，怎么可能很快割除破坏社会的毒瘤。况且办案是很危险的，人是有惰性的。虽然我们的公安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能说其中没有懒汉和懦夫吗？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压力哪来的动力。所以“办案指标”没有错，错的是执行者的素质不够，不宜借一名警察之错，轻率全部否定“办案指标”。

　　任何单位的发展都需要制定相应的计划，而“办案指标”也是计划的一种，本身虽有缺点，但并不宜全盘否定。现在问题的关键应是在制定计划时，要尽量根据历年的社会治安形势，进行科学的预测，合理地确定“办案指标”。同时，要加强监督以保证其质量。否则，没有目标和计划的工作就会是盲目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起不到实际作用。编辑留言：

　　警察办案也有指标，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为了完成指标、获取全额工资和办案奖金，戴明竟然导演了这么一出闹剧，可笑、可鄙、还是可怜？“办案指标”合理不合理？是否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提高警察的工作力度和效率？您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广大网友各抒己见，进行探讨。请将感言写入留言板，或将评论稿件寄至观点频道信箱。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