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喜庆尚未退去，愁容已经爬上了农民赵兴保的脸。再过十二三天，学校就要开学了，可两个孩子的学费还没有着落。望着因过度劳累而身患严重关节炎的妻子，赵兴保叹了口气：“没法子，家中的牛羊全卖了，还欠着别人8000多元的债。”教育成了西部农民心头最大的痛。据2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甘肃，人均纯收入1600多元的农民，绝大多数的支出用在了教育上。到目前，2500万人口的甘肃省，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有130万人之多。甘肃省副省长坦言，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国际先驱导报》编辑丛峰曾在西北义务支教一年。在他看来，在西北的某些地方，所谓义务教育并不能完全落实。

　　这种情况并非甘肃所独有。新华社曾经报道，山西吕梁地区离石市，5年前为“普九”不惜举债，而农村学生流失仍较严重，有的乡镇初中生流失率达10％以上，一些学校的条件日渐恶劣。值得注意的是，靠举债来“普九”并非个例，一些地区负债的学校的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

　　西部教育何以会有如此令人揪心之痛？教育投入上存在两个令人惊讶的反差，恐怕是重要原因。

　　一个是城市教育经费远高于农村，城乡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差距。据新华社一则报道，对比上海和贵州在校生人均教育经费，差距很大：1998年，小学生人均经费上海为2621．16元，贵州是296．44元，前者是后者的8．8倍；初中生人均经费分别是3523．46元和520．78元，前者是后者的6．8倍。当贵州40%以上地区尚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时，上海高中阶段入学率已达97%。

　　一边轻而易举地增大投入，一边却不得不咬紧牙关举债，这种教育不公平现象，令人警醒令人深思。

　　教育投入存在城乡差别，有历史原因，但是承认差别是为了消灭差别，即不能把历史原因当成历史包袱。换句话说，城乡之间的这种差别，随着经济的发展，只能逐步缩小，而不能继续扩大，尤其不能以牺牲农村教育来发展城市教育。

　　另一个反差表现在非义务教育投入大于义务教育。近年来，出现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之间投入倒挂的现象。比如1997年，我国大学生均教育成本为6800元，其中个人所支付的费用占38%；而义务阶段教育的成本中，个人所支付的费用却占了52—58%。

　　高等教育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当然不是坏事，但是也要量力而为。值得注意的是，高校连续扩招使经费越来越紧张。目前高校所收学费，大约只占培养成本20%-30%，其余部分则由国家承担。换句话说，扩招越多，则要求国家多投入70%-80%的经费。这就超过了义务教育发展的速度，而且无形中以牺牲一定义务教育为代价。这种反差，倘不予以高度重视并毅然解决，将会继续拉大城乡差别。

　　如何解决问题教育投入上的两大反差？

　　首先，在教育投入上要有重点和目标。依据《义务教育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把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作为重点，目标是义务教育全免费，包括学费和杂费。那些义务教育搞得好的国家，城市实现后立即把农村作为重点，9年义务教育解决后，又向12年义务教育推进，因为非义务教育发展以义务教育为基础才能结实。其中的经验值得借鉴。

　　其次，务实要有时间表。年年都在讲“加大投入”，可是讲了几十年也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究其所以然者，盖务虚多而求实少。如果光有承诺而没有务实时间表，再漂亮的口号也会落空，得到的可能是失信。

　　再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除了财政性投入和吸收民间资金外，还可以考虑像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发行教育彩票。此外，将各类罚没款的一部分用于义务教育。

　　最后，建立监管机制。比如建立减薪机制，该投入而不投入，该到位而不到位，其地方领导不但不能加薪，还要减薪。对那些贪污、挪用教育款项的行为，坚决依法惩处。

　　末了还想说一句，义务教育不是升学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应该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改革，使孩子学而能用，千万不要把农村义务教育为“考”而学的“独木桥”。

　　西部农村教育之痛，说到底乃是民族教育之痛，痛心疾首，当奋起！(稿源：红网)(作者：文志传)(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