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文件”，对于农民来说感到很亲切，从1982年1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第一个“一号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开辟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之后的4年里每年都发了“一号文件”，这5个“一号文件”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时隔18年，农民又亲切地见到“一号文件”，为农民增收提供“高含金量”的政策支持。据新华社报道，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专门制定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既体现了党中央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愿望。

　　但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也就是这18年期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农民增收步履维艰。正如2月9日《人民日报》指出的：“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几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些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果不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制约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必将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延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由此我想到了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刊登在前不久出版的《新闻周刊》“画中有话”栏目中。总理说：“多么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很小。”

　　此话不仅“话中有话”，而且富有哲理。中国十三亿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再小的问题乘以十三亿，“问题”也就占世界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再大除以十三亿就会变得很小，这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举足轻重。

　　总理这话是对美国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说的。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也是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九亿农民，农民占世界上人口的近六分之一，这个数字对世界仍然举足轻重。“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大多时候却忽视了这个庞大的群体，几乎没有反哺，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群体庞大的缘故。假如一人反哺10元那就是90亿。但我们有时却在盯着这个庞大的群体，每年收教育附加费，人均10元，一年就是90亿，从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教育附加费收了20多年，至少收了农民1000亿元以上，但至今他们的许多孩子仍在低矮潮湿，甚至是危房的校舍里读书。

　　不要说反哺，能不增加负担，农民就要谢天谢地了。这么多年来，农民负担像滚雪球似的，愈加沉重。有资料表明，不少地方的农民负担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百分之五的“大限”。我曾在《农民拿什么养活自己？》一文中说：谁都知道，在中国占大多数人的是农民，农民手中无钱，农村这个大市场就无法活跃起来，全靠工薪族拉动内需的作用也就可见一斑。长期以来中国的九亿农民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比如农民进城要交暂住费，家里交了税，进城打工仍然交税；城里人做买卖，亏本的生意可以不做，当然用不着缴税，农民种地亏本如果不种，却照样纳税……不同等的税赋权利，不同等的财产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不同等的国家财富占用权利，不同等的发展权，以及不同等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等等。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是导致农村发展缓慢、贫困的根本原因。

　　一个农民一年只要增收100元，全国就加900亿元。一个农民一年消费300元，全国就是2700亿元。“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正视农民的国民待遇，促进农民增收，事关全局，意义重大。(稿源：红网)(作者：洪巧俊)(编辑：肖之甫)